湖北學術思惟史略講
作者：郭齊勇（武漢年夜學國學院傳授）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首發
時間：西元2021年1月15日
我們年夜體上以現代湖北的地區為范圍，考核歷史上在這一塊地盤上及其周邊地區發生過的學術思惟史，特別是儒學史，這將是一件非常風趣的工作。
總的來說，傳統文明在今湖北地區的發展較為復雜，必須重視地區文明與多樣統一的中華文明的關系，楚文明與華夏文明的關系。夏禹征三苗以后，羋（米，三聲）姓，黃帝第八世孫季連之后，是年齡時期的楚國國君貴族的姓氏。楚國先平易近南遷，住丹、漢水間和漢水下流以西。從明天的考古發現來看，黃陂盤龍城是商早中期的城市遺址，這是當時商人移平易近在漢東樹立的據點。隨州葉家山考古表白漢水之陽（北）的六個姬姓國（包含隨、曾、鄂等諸侯國）是西周的封國，表白西周時期，周皇帝移平易近荊楚，建漢陽諸姬。羋姓楚先與江漢土著先平易近融會，構成獨具特點的楚平易近族，樹立楚國，不斷擴年夜，發展。楚國超越荊楚范圍，一度擁有中國殘山剩水。戰國后期，白起拔郢，楚國東遷。秦人占領荊楚后設立郡縣制，后在統一的漢代文明中，當地文明又保存了本身的特點。宋代以后湖北地區的文明，已是融會了的以儒家為主的宋明道學或理學的文明。是以，不宜太過簡單化地說我們只要荊楚文明的傳統。當然，楚文明在兩湖等地區積淀得厚一些，多一些。從先秦至今，今湖北地區的文明處在多文明融會的長期過程之中，這個地區的古古人物為中華文明的發展作出了本身的貢獻。
一、年齡戰國時期隨、楚的儒學[i]
我們必定要改變一個先進為主的見解，人們一談到荊楚文明往往只談道家文明，以為荊楚文明中不包含儒家文明，或儒家文明在荊楚并不主要。其實，年齡戰國時期南方與南邊、華夏諸國與楚國、儒家與道家在不斷融會的過程之中。
明天的隨州、十堰地區，年齡時代還是周的封地，至多名義上這般，文明上重要受禮樂文明的影響。周宣王時期當過內史的尹吉甫是房陵（即房縣）人，參與了北伐、南征，是年夜詩人。尹吉甫有重平易近敬德的思惟，他在《年夜雅·蒸平易近》篇中詠嘆：“生成蒸平易近，有物有則，平易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說：上生成養了萬物，有一類事物就有這類事物的法則；而老蒼生秉執的常道，是趨向于美妙的品德。這就確定了人的善性。孔子贊揚這首詩是“了解”之詩。
季梁是年齡晚期漢東諸侯隨囯年夜夫，活動年月約公元前700年前后。隨侯是周的諸侯，姬姓。在強楚弱隨的形勢下，為隨國的保存發展，季梁在政治、軍事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使隨國成為“漢東年夜國”。季梁是中國晚期平易近本思惟的代表。他說：“夫平易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平易近而后努力于神。”（《左傳·桓公六年》）在儒學的前史上，他較早地提出了“道”、“忠”、“信”的概念，指出：“所謂道，忠于平易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平易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同上）他確定政治事務中，尊敬老蒼生的意志是第一位的，甚至說平易近意重于神意，神意也即平易近意。他強調君臣高低各級仕宦要有完美的德性，三季農事不擾平易近，修睦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睦親族，“修政而親兄弟之國”，敬祀神衹，神衹也會賜福隨囯。隨侯一度聽從了季梁的諫言，管理好國內的政治，楚國也就不敢來侵略了。
楚國君臣有傳習《詩》《書》《禮》《樂》《易》的傳統。楚莊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撻伐陳國得美男夏氏，年夜臣申公巫臣引《周書·康誥》勸阻莊王納夏氏為妃。當潘黨建議收取晉軍尸首歸去暴骨觀兵，誇耀武力時，莊王援用了《詩經》中武王的《頌》與《武》篇，糾正潘黨的戰爭觀，指出：武功，是用來制止強暴、消弭戰爭、堅持強年夜、鞏固功業、安寧蒼生、和諧年夜眾、豐富財物的。
申叔時是莊王時期的年夜夫。據《國語·楚語上》，楚莊王委派士亹教導太子箴（即后來繼位的楚恭王），士亹請教申叔時，問若何教導太子包養網心得？申叔時答覆說：教之《年齡》，通過歷史教導使太子理解褒揚善而貶抑惡；教之《世》，用先王的世系教導太子，使知有德性的人名聲顯揚，昏庸的人要被廢黜，以鼓勵或約束他；教之《詩》，使之以先王的美德來勵志；教之《禮》，使之知規矩法式；教之《樂》，使之脫離污穢與輕浮；教之《令》，使之理解百官職事；教之《語》，使之明德，理解先王以德待平易近；教之《故志》，使之知歷史興廢教訓，而有所戒懼；教之《訓典》，使之理解族類的發展，必以道義為指南。由此可見當時楚國教導太子的教材，除楚國的歷史讀物外，還有來自華夏的《年齡》《詩》《書》《禮》《樂》等。他盼望通過讀書，通過太子師、賢良的批評指點與輔佐，使太子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懷抱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文武兼備，賞罰清楚，嚴謹處事。申叔時在這里強調詩禮之教，重視仁德、孝順、忠誠、信義的價值指引，獲得士亹與楚莊王的確定。總之，申叔時倡導善、德、忠、信、節、義、禮、孝、仁、文、武、罰、賞，其焦點內容是“聳善而抑惡”，尋求“心”之“善”。
開宗立派的楚人，當首推老子。道家的開創者老子的哲學聰明，體年夜思精，包羅致廣，具有現代價值與世界意義。莊子雖是宋人，但他的行綜多在楚境，他那汪洋恣肆的風格和巧妙無窮的思辨，與楚國的文明傳統不是沒有關系的。莊子也是世界級的哲學家。
儒學的創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周游列國時，使子路問津（渡口）處，即在今武漢市的新州。孔子的一個學生公孫子石是楚人。儒家八派之一仲良氏之儒的領袖人物—-陳良是楚人。他曾到南方留學，是高才生，其學識超過了南方的學者，后來又回到楚國任教。孟子贊揚道：“陳良，楚產也，悅周公、孔子之道，北學于中國。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滕文公上》）據郭沫若考證，陳良是屈原的老師。
觀射（yī）父是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8年在位）時期的年夜夫。據《國語·楚語下》，他在答覆楚昭王的提問時，詳細解釋了《周書》記錄的上古社會顓頊“絕地天通”的意義。什么叫“絕地天通”呢？根據觀射父的解釋，上古時平易近神不相混雜，有專門的神職人員—-男覡女巫，與天然神靈或祖宗神靈相溝通，他們使得老蒼生的祭奠活動有了次序。后來就有了掌管天、地、平易近、神、物的官員，各司其職，不相雜亂。蒼生是以能講忠信，神靈是以有了明德，平易近和神的事不相混淆，恭順而不輕慢，所以神靈降福，五谷豐登，災禍不來。但在少皞氏式微之后，九黎族亂政，平易近神混雜，祭奠沒有法式，蒼生輕慢盟誓，沒有敬畏之心，災禍頻發。當時，平易近神雜糅，淫祀，沒有固定的神職人員，一方面崇敬的對象是散亂的，另一方面現實的部落的首領們也是散亂的，協調組織不夠。有鑒于此，顓頊應用重，命他為南正，“司天以屬神”，即負責收拾天上諸神的次序，應用黎，命他做火正，“司地以屬平易近”，即負責治理地上的蒼生。這就斷絕了各部落、各氏族的成員肆意地和諸神交通的徑路，把宗教事務完整統一路來。后來，三苗繼承了九黎的兇德，堯又從頭培養了重、黎的后代，讓他們不忘祖先的事業，再度主管六合。通過觀射父的解讀，我們了解，天人、平易近神之間，既分又合，不雜也不離，不離也不雜。統一對天上神靈的祭奠，實際上是為了統一地上的部落、氏族，這是中華先平易近不斷整合、統一過程中的主要的階段與步驟。觀射父的解釋，填補了歷史的空缺，成為中國宗教與哲學思惟史的主要史料。
文種（生年不詳，卒于公元前472年），楚國郢（今湖北江陵）人，楚平王時曾為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令，顯示了出色的從政才幹。吳國越國，當時都是楚的屬國。晉國要戰勝楚國，拉攏吳國叛楚，側擊楚國。楚國派人到越國往，助越攻吳。在這種形勢下，文種與范蠡受楚國的重托，輔佐越王勾踐，可謂受任于敗軍之際，受命于危難之間，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成為出色的戰略家，遭到越國國民的尊敬，也為楚國贏得了榮譽。文種應用卑辭厚包養網車馬費禮、忍辱乞降的戰略麻痹了吳國，應用并加深敵人的內內部牴觸，慫甬吳國伐齊。由于文種有高明的柔性政治家的聰明，包養故事深謀遠慮，授伐吳七術，戰略得當，使得處于劣勢的強大越國經過近20年忍辱含垢、臥薪嘗膽，終而戰勝吳國。至此，勾踐的位置比肩齊桓、晉文、楚莊等霸主。文種有平易近本、愛平易近思惟，重視培養賢才。在他的思惟中，不難看出他有廣泛聯系、整體與發展的觀點。例如，他認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應處理好“夏資皮”與“冬資絺”、“旱資船”與“水資車”、“本（農業）”與“末（商業）”、“貴”與“賤”、“知斗”與“修備”之間的關系，既不孤登時對待此，也不孤登時對待彼，而是把社會經濟現象作為一個彼此聯系的整體來加以掌握。文種重視禍與福、強與弱、剛與柔、張與翕、退與進、屈與伸的辯證法，深得老子的真諦，強調因勢利導，創造條件，促進牴觸的轉化。
近幾十年來，以故郢都（今江陵）為中間出土了大批的簡帛文書，此中反應先秦諸子思惟與經子之學的，首推郭店楚簡，其次有上博楚簡。1993年發掘的荊門郭店楚簡（墓葬為戰國中早期，地輿地位更接近荊州城），有迄今最早的《老子》文本與儒書十四篇出士，成為國際漢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上博楚簡很能夠出自湖北，此中有經部的《周易》等。竹簡《老子》抄寫于戰國中期，是所見最早的簿本，與今傳原形比，沒有“絕仁棄義”、“絕圣棄智”等與儒家學說相牴觸的內容。
儒學早就傳進荊楚，一向是荊楚文明主要的內涵。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館躲楚竹書中的《緇衣》（各一篇）、《性格論》（別名《性自命出》，各一篇）、《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窮達以時》、《六德》、《成之聞之》、《尊德義》、《子羔》、《平易近包養情婦之怙恃》、《武王踐作》等篇，估計是孔門七十子后學的作品，分歧水平地展現出儒家思惟的各個方面。這些文獻為楚人所傳習。可見，儒家思惟早就成為荊楚文明的主要內容，荊楚學人對儒學有相當年夜的貢獻。
二、漢末的學術中間——荊襄及荊州學派
有名歷史學家、敝校前輩唐長孺師長教師曾發表專文討論過這一問題，本節所說，悉據唐師長教師年夜文。[ii]劉表（公元142年—208年）任荊州刺史期間（公元196—208年，共十九年），黃河道域戰亂連連，荊州（治地點襄陽）政局卻相對安寧，經濟發達，華夏巨族、學者與老蒼生紛紛南下。劉表本儒生，愛好經學，此期間避亂的士人云集于荊襄，學術中間遂由洛陽南移至此。
究竟當時有幾多士人在荊襄呢？《后漢書》本傳說，由關西、充、豫來的學士數以千計，劉表“撫慰賑贍，皆得資全”。唐長孺師長教師說，此時劉表為振興文明學術事業，做了三件年夜事：
第一、在襄陽樹立學校，設置學官。洛陽太學毀廢之后，劉表在此樹立官學。進學學子有兩類人，一是年幼的仕宦後輩，二是低級仕宦，包含武人。由儒林博士分經講授《詩》《書》《禮》《易》《年齡》，由年夜學者宋忠（忠，亦作衷）任五經總教席，掌管學校與撰述之事。據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所說，劉表此時在襄陽興辦的教學機構，已有相當的規模。為避太學之名，而稱之為“文學”。《三國志·劉表傳》注引《好漢記》便逕稱劉表“開立學官”，而王粲寫的是官志。唐長孺師長教師說：“荊州學校的規模和軌制遠遠逸出郡包養管道國學的范疇，無妨說是洛陽太學的南遷。”這是當時全國獨一的官學。
第二、刊定《五經》章句。劉表領銜，由一批經學家刪往繁瑣的不切要的內容，從頭編了一部經學教材——《五經章句后定》，便于學生在短時間內通曉經義。東漢初年以來，雖有私人對某一經的注疏刪繁就簡，但像這樣五經并舉，聚集許多儒生配合刊定章句卻是歷史上的第一次，為唐初朝廷修纂《五經正義》開了先河。據唐師長教師研討，由劉表簽名的《周易章句》至梁代尚存十卷，所據為古文《費氏易》。作為官方教材，這是第一次用古文經，此為古文《易》立于學官之始。隋代還存有劉表簽名的《新定禮》，長期包養即《儀禮章句》的殘本。劉表以荊州牧成分主編，并由他抉擇所收單經的今古文藍本，裁斷解釋的異同。據推斷，《五經章句后定》中，《詩》用古文《毛詩》，《年齡》則用今文《公羊傳》。所謂今文古文，是相對于西漢初年的文字而言的，用漢初通行的文字抄寫的經典即今文經，而用此前文字抄寫的經典為古文經。經學史上，用哪一種經立于學官，觸及門戶之爭，是很復雜的工作，這里就不往說了。但可以確定地說，劉表做的這件事，在現代是由朝廷做的年夜事。
第三、彙集圖書。當時，洛陽所存官私躲書毀于董卓之亂。而荊州安寧，劉表彙集私躲及四方人士攜來的書籍，還組織人復寫。這些書在劉表逝世、其子劉琮降曹操后，估計被運往鄴下。爾后，魏、晉的皇家圖書館躲書，生怕不小一部門乃得自荊襄。
劉表的學術文明事業所倚重的年夜學者有：
宋忠，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古文經學家，大要是編撰《五經章句后定》的具體組織者。他個人的專長是《周易》與揚雄的《太玄》。他與同志傳賈逵、馬融之學，與風行于黃河道域的鄭玄之學分歧。他的著作觸及經、子、史，有《周易注》十卷、《世本》四卷、《法言注》十三包養平台卷、《太玄經注》九卷等。宋忠的《易》學不重象數，而重視義理。
司馬徽，即司馬德操，潁川人，古文經學家，亡命到荊襄，傳授古學，善于識拔人才。蜀漢名臣向朗（宜城人）年輕時曾向他問學。
潁容，陳國長平人，是《左氏年齡》學的專家，講學于荊襄。
而荊襄地區本來就傳《左氏傳》，南陽籍年夜學者謝該曾傳此學。
劉表主政荊州時，尹默、李仁等來此游學，從學于宋忠、司馬徽、潁容等，尹默、李仁及其子李譔把荊州所學，重要是賈逵、馬融系統的古文經學（古文《易》、《書》、《毛詩》、《三禮》、《左傳》）以及《太玄指歸》與史學，傳到益州（四川）。
宋忠等人的荊州學的影響較年夜，不僅傳到益州，也傳到長江下流的吳會地區及華夏的鄴下、洛京。宋忠注《太玄》，惹起南北學者研討揚雄模擬《周易》的這一部書。揚雄此書二百年來被束之高閣，而此后廣為風行。王肅曾從宋忠讀《太玄》。以后王弼的《易》學，祖述王肅，盡掃象數，也能夠是遭到宋忠的影響，當然更是時代使然。
惋惜好景不長，建安十三年劉表去世，劉琮降曹操，荊州學人四散。以后學術中間轉到鄴下、洛陽。劉表之后，荊襄學術文明四百年間就一蹶不振了。
三、宋元明清時期的理學與經學[iii]
唐末時，襄陽人皮日休（833—884）的思惟頗為豐富。他發揮平易近本主義，新釋孟子的“暴君放伐論”，投身農平易近起義，做了黃巢政權的翰林學士，起義軍敗亡后被殺。他有無神論思惟，在美學方面有獨見。他提醒虛偽品德，但又確定品德教化；他是思惟異端，又推重孟子、韓愈，講“窮理盡性”和“主靜”。著作有《皮子文藪》十卷。皮日休可謂同時開啟了幾道思惟閘門。
宋元明清時期，全國一流的學者來到湖北，湖北籍的一流學者又走向各地，他們在我國學術界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現略說如下：
（一）宋代
北宋最有名的五位哲學家被稱為“五子”，此中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是親兄弟，號稱“二程”。二程生于且長于湖北黃陂。宋仁宗時期，二程的祖父程遹被錄用為黃陂縣令，于是舉家從河南遷至黃陂。程遹卒于黃陂任上，后來二程之父程珦被錄用為黃陂縣尉。至今在黃陂流傳著許多有關二程的誕生、兒時的讀書生涯及其游憩之地的平易近間傳說，如“雙鳳送子”、“二程曬書”“雙鳳亭”、“夜月樓”、“看魯臺”、“聰明池”、“理趣林”、“流矢湖”、“程鄉坊”、“程夫子橋”等。二程后來假寓洛陽，其學被稱為“洛學”。年夜程子為明道師長教師，小程子為伊川師長教師。
湖湘學派的思惟宗師胡宏（五峰，1105-1155，或1102–1161）的父親胡安國（1074–1138）于北宋哲宗紹圣四年（公元1097年）進士落第后，任荊南傳授，又從荊南進為太學博士，后又提舉湖北、湖南、成都學政。胡安國在湖北任官時，對身分、位置比他低的謝良佐（時任應城知縣，1050–1103）持后學之禮，人們頗感驚訝。胡安國與程門高弟謝良佐、楊時、游酢等“義兼師友”，倡揚洛學。楊時曾任荊州傳授，是安國子胡寅、胡宏兄弟的老師。謝良佐（上蔡師長教師）是把二程之學傳于南邊特別是荊楚的主要人物。謝氏學問的特點是以“知覺”、“生意”說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對發明本意天良之說頗有推進，朱熹說他“最包養網心得得明道教人之綱領”。謝氏的有名門生有朱震、朱巽兄弟等人。朱震（1072-1138），湖北荊門人。朱震的重要著作為《漢上易傳》，以象數為宗，以義理為輔，闡發了他的理學思惟。胡安國曾向朝廷推薦朱震，謝上蔡則對朱震稱譽胡安國為年夜雪嚴冬矗立之松柏。以上胡、謝、朱等與荊楚地區的理學發展有親密關系。
關于洛學、湖湘學、閩學與湖北及其學者的聯系：湖湘學創始人胡安國與程門中堅謝良佐等，恰是在湖北交游過程中碰撞出思惟火花的；胡宏通過楊時、侯師圣、呂年夜臨而與洛學、關學發生親密聯系，最終成為湖湘學的一代宗師與“包養感情性本論”者；朱熹曾從學于胡憲，與安國父子侄之學有關，而湖湘學與閩學因五峰朱子之間的文字因緣而相遇，又因張栻與朱子之間的頻頻來往彼此論道而日益親密起來。朱子之學不僅與洛學、湖湘學以及荊楚之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並且恰是朱子對洛學、湖湘學的繼承以及與張栻等湖湘學者之間的討論、論辯與問難，才培養了他那胸無點墨的理學體系。
謝良佐從學二程，然與明道、伊川都有分歧，如謝氏提出“與天為一”的條件是“循理”和“窮理”，有綜合二程的趨向。謝良佐認為儒之異于佛者，在于“下學而上達”的功夫論。謝氏認為儒家識得天理，加以下學功夫，則可以與天為一，為天之所為。與天為一、為天之所為，即為圣人。謝良佐的思緒表達為：1，識仁（或天理）（立住最基礎）→2，下學而上達（窮理致知）→3，與天為一（圣人）。謝上蔡、胡安國等，開創了長江中游的理學世界。
荊門朱震易學的特征，一是以象數之學為易學研討的基礎，二是綜采百家，融漢代象數易與北宋後天河洛學為一體。朱震的“太極”觀，將漢唐元氣論與北宋時的體用論相結合，不僅以“氣”解釋“太極”，並且將“太極”視為《周易》象數和萬物演變的本源，賦予它以本體的涵義，對南宋以后無論是象數派還是義理派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朱震以“體”“用”解釋不消之“一”與“四十九數”的關系，得出“太極”乃四十九數之和的結論。他繼承漢《易》和孔《疏》中的元氣說，又參照北宋氣學與理學思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詮釋、改革。重視變易及其法則，是朱震易學的焦點。他以卦變說統率易學中的相關體例，并將卦變說樹立在氣論基礎上，以陰陽二氣運轉不息作為闡發卦變的理論依據，進而將卦變說當作是體現易道變動不居的一個主要方面。
長期棲身湖北長陽的程頤再傳門生郭雍（1103-1187）的焦點觀點是：“《易》為三才之書，其言者三才之道”。他認為，三才產生的順序是先有六合，而后有萬物，人居于萬物之中，天、地、人之間的關系是并列同等的；在《周易》的來源上，郭雍堅持四圣同揆說，認為四圣之旨一貫于三才之道；在本體論層面，郭雍提出道兼統三才的觀點，將太極、年夜衍視為與道同等的概念。在卦與三才的關系方面，郭雍作了多層面的解析，就全《易》而言，乾盡天道，坤盡隧道，余卦共為人性；從理及象的角度說，一卦皆備三才之象；從卦爻象而言，卦具六合而爻具人位；從爻之動而言，六爻也具備三才。在易學解釋學上，郭氏重視援用儒家諸經互證，用《中庸》《尚書》等經典與《易》彼此發明。郭雍與朱熹兩人進行了往復辯論。這場辯論惹起了歷史上良多學者關注，對宋代以后的易學史產生必定的影響。
心學大師陸九淵（1139–1193）暮年出知湖北荊門軍，逝世在任上。陸九淵在荊門既勤政教平易近，重視事功，又有年夜疑懼，使知行合一的心學獲得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初步踐行了心思合一、天人合一的政管理想，是王陽明哲學的先聲。陸九淵在荊門“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包養條件，把儒家的政治思惟落到實處，他有不凡的社會活動才幹和治理才幹。
（二）元代
元代是蒙古族進主華夏的時代。元代的統治者了解，靠殺戮不克不及統一中國。元初，朝廷必須解決中華平易近族文明的認同問題，以凝集人心。這個嚴重的問題，在必定意義上是由湖北年夜學者趙復解決的。趙復，生卒年不詳，字仁甫，宋末元初德安（今安陸）人，自號江漢，人稱“江漢師長教師”。安陸淪陷后，趙復被俘，被姚樞發現，勸降，趙拒降，自殺得逞，被接到燕京。趙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抄錄給姚樞。趙復的名聲隨之在燕京傳揚。忽必烈召見趙復，讓趙復為伐宋的前導。趙復答覆：宋是我的怙恃國，怎能引別人往攻擊本身的怙恃呢？忽必烈聞之遭到感動，不再強迫他做蒙古的官（趙復在元朝終身不仕）。
以中書令行宰相職權的楊惟中聽趙復講理學后，為之折服，遂與姚樞等籌建太極書院與周子（周敦頤）祠，“搜集伊洛諸書，載送燕都”，“選取遺書八千余卷，請復講授此中”。楊惟中還選拔青年才俊接收趙復等儒師的教導。從此，理學得以在南方推廣。《元史》本傳說：“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
趙復著《傳道圖》、《伊洛發揮》、《師友圖》、《希賢錄》等書，弘揚程朱理學，闡發“太極”“天理”，講述《周易》。通過趙復的講學與著作，元初的宰輔年夜臣與翰林學士楊惟中、姚樞、許衡、竇默、劉因、郝經等接收了理學，并以此中的文明理念安邦治國，這對朝廷接收漢法、減少野蠻破壞，起了良性的感化。趙復是元代表學的開創者，他的學生許衡、劉因是“元之所以立國者”。元代表學的特點是“和會”朱熹學與陸九淵學，又有實用與年夜眾化的趨向，在學術淵源上則強調前往六經，對明清學術產生了嚴重影響。
（三）明代
明清時期湖北的思惟界特別活躍，有陽明后學、陳白沙、湛若水心學與程朱理學的激蕩，也有晚期啟蒙思潮、活氣四射的歸正統思惟與正統思惟的角力，有佛、道、耶、回諸教的參與，也有經學的回歸。
明弘治年間有“嘉魚二李”，兄長承芳（生卒年不詳）、弟弟承箕（1452–1505）。李承箕強調從近處著手，我心之“理與氣相與暢通，無一息之間”，“不囿于一氣之內”，從動靜之幾展開一條相當具有張力的從我心到六合之境的路徑。李承箕是江門陳獻章（白沙）師長教師的自得門生，平生與陳獻章堅持著亦師亦友的關系。分歧于陳獻章之處在于，李承箕并不強調從虛靜一躍至于圣人，這幾多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個沉淪于山林的佳人隱士。他和陳獻章所配合表現出來的詩人氣質以及非學術化的傾向，實際使他們與宋明理學的學術傳統若即若離。相較于李承箕，李承芳基于儒家傳統幻想，對現實有更強烈的批評，此中尤其集中在教導軌制。他反對科舉軌制，提出“文章、政事非兩途”，并且試圖將“尊師”變成整個政治結構的基石，以教導改良、引導政治，暮年歸隱講學于嘉魚黃公山。
明嘉靖萬歷年間執政野活躍并彼此糾結的有四位有名學者，都與湖北有關。他們是：何心隱（1517–1579）、耿定向（1524–1596）、張居正（1525–1583）、李贄（1527–1602）。何、李都曾旅居湖北，有晚期啟蒙精力，神解卓特，驚世駭俗，都是了不得的思惟家與哲學義士。耿、張都是湖北人，都做朝官，思惟相對守舊。
何心隱，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人，放棄舉業，狎侮處所學官年夜佬，以《年夜學》之道辦“聚和堂”治理家族之政，反對處所官施政辦法而被下獄，曾助伴侶平定白蓮教，遭誣陷后為避緝拿而飄泊全國。他曾到過孝感、黃安聚徒講學，傳播布衣化的泰州學派之真精力。他的著作叫《爨桐集》，如李贄把本身的書取名為《焚書》一樣。何心隱提出“寡欲說”，反對“無欲”，確定人的欲看，并把欲看納進人道。他主張欲看“發而皆中節”就是寡欲，而不是欲看多而決心減損為寡欲。他認為寡欲即盡性。他從平易近眾的生涯哲學的層面發展了儒家的生命之說。他是被湖廣巡撫王之垣殺害的，因杖笞逝世于武昌獄中。關于他的逝世能否與張居正有關，則是一至公案，歷史上眾說紛紜，學界至今聚訟不已。黃宗羲說：“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
耿定向，號楚侗，又號露臺，麻城人，出生貧冷，嘉靖進士，官至戶部尚書，為官廉潔。與其弟定理、定力，號稱“三耿”。定向篤信王陽明的知己之學，與王門交游，自稱是王艮的私淑門生。他主張“以常知為學”、“以不容已為宗”。他早年厭煩理學的繁瑣，暮年有見于心學泛濫，“崇虛躭無”，肆意發揮，又試圖倡導程朱理學來診治心學之流弊，用理學調和心學。他篤信通達蒼生日用的“常知之學”，反對把圣賢的“費中隱”的事理故弄玄虛。暮年著《譯異編》一書，主張以儒學融會佛學，主張用儒家的思惟和語言“轉佛書”，譯其語言，使通中國。他認為釋教有其價值，但年夜可不用拋棄儒學的“年夜中至正之道”往遵從釋教。
張居正，號太岳，江陵人，當了十年內閣首輔，是萬歷後期實際執政者。他兼綜王霸，并用恩威，以商的整肅、強盛，秦的威猛為致管理想，批評禮文過甚而導致的軟弱、頹廢，批評宋代的弊習。他主張霸道與蠻橫、義與利的統一，確定《尚書·洪范》為治國的年夜經年夜法，重視禮制，掌管《年夜明集禮》的修訂。他尊敬王陽明，與王門后學交游甚廣。他重視教導，特別是各級處所學校，但不喜聚眾空談，拉幫結派，后因種種緣由導致萬歷七年命令毀全國私設書院。這是他平生最年夜的敗筆。反對甚至禁錮平易近間不受拘束講學，梗塞了言路，阻礙了思惟不受拘束，為當權者鎮壓知識人鋪平了途徑。他對宋代的反思是單方面的，宋代不殺士人，士年夜夫與天子共治全國，而他推重明太祖朱元璋以降的專制主義。他與何心隱、耿定向都有來往，其親其疏就不消多講了。
李贄，字卓吾，福建泉州人，54歲辭官后從事著作與講學，曾居黃安，又遷居麻城包養站長龍潭湖芝佛院。湖北是他的第二故鄉，其重要著作《焚書》、《躲書》，是他旅居麻城二十年間寫成的，并在生前刋行于世。他的學術堂廡寬廣，諸子百家與五教（儒、釋、道、耶、回），無所欠亨，交游甚廣，尤其因其先祖的關系，受回教即伊斯蘭教的影響較年夜。萬歷三十年（1602年），朝廷以“敢倡亂道，惑世誣平易近”的罪名拘捕了李贄，同年3月他在獄中自盡。李贄與顏山農、何心隱一樣，都是“思惟犯”。李贄的思惟振聾發聵，強調獨立思慮，“不以孔子之長短為長短”，批評“假道學”。暮年主張“童心說”，強調“童心”即“真心”，批評專制主義的倫理說教。又主張“唯情論”，把“情”抬到本體的位置。他主張沖破禮教的束縛，尋求愛情與幸福。他的婚戀觀與婦女觀，衝破了當時的主流社會倫理。他主張“人皆有私”，提出了“正誼即為謀利”的義利觀，又愛崇個性，反對奴性，尋求同等不受拘束。他的思惟影響了明中葉直至近現代的諸多思惟家、文學家與藝術家。
嘉萬年間湖北還有一位年夜經學家，應城人陳士元（1516–1596），字心叔。進士落第后，官灤州知州，頗有佳績，因才見忌，辭官不仕，閉門著書四十余年。在易學研討方面，陳士元主張由“象數而通辭、由辭而通道”的研易理路，對《易》中之象進行了細致分梳和歸類，肯揚《易》的卜筮功用，重視發明《易》中“陰陽消長、治亂生死之幾”和“中道”思惟，其解《易》具有“比類明義，象理互通”、“以經注經，以史證經”的特點。他對五經在流布過程中所產生的異文進行了蒐集和考訂，對《論語》一書中的名物軌制作了詳細考釋，對《孟子》一書所關涉的史實和所徵引的諸經之文作了稽察和核準，研討了《孟子》一書中具有爭議的文辭，并征引諸種傳世文獻對《孟子》的逸文作了彙集和收拾。陳士元的思惟，晚期深受湛甘泉之學的影響；但中年被罷官之后，其思惟的重心逐漸由儒家之學而轉向釋道兩家；至暮年，則較為明確地吐露出會通三教的思惟傾向。
此期間還有黃梅人瞿九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進士，著《孔廟禮樂考》、《樂經以俟錄》等，對孔廟禮樂的歷史沿革、孔廟的建筑規制、樂舞的程式、配祀儒者的名單等進行了詳盡的考釋，提出了本身的一些獨得之見，是關于孔廟祭奠禮樂的詳備史書。
晚明的年夜經學家郝敬（1558-1639），京隱士。郝敬宦途坎坷，在浙江做過知縣，在禮、戶部做過給事中。47歲掛冠而往，筑園著書，欠亨賓客。他解經既不斷留在對于經書本身的字句訓詁考證上，也不是一味地發揮義理，而是基于對他所處時代思惟界空談事理、生命的深切憂慮，表現出強烈的批評性。與晚明時期其他學者比擬，郝敬已開始積極主動地從經典中從頭尋找宋明理學中所討論的問題，如理氣、心性、知行等問題的懂得，并請求回到以重實踐、重實事的原始的孔孟思惟精力中往。假如用一句話歸納綜合他的這種思惟，可謂是虛即實、上即下、體即用的一元論思惟。這種思惟在理氣論中體現為理氣無二、理在氣中、理不遺事；在心性論中呈現為言心性不離才、情、形、色、習、端，不離人事日用；在知行論中表現為言知不離行，不離蒼生日用。基于此，與其說郝敬是一位經學家，勿寧說是一位思惟家，在事實上成為其后清初學術思惟中的先導式人物。
（四）清代
清初學者胡承諾（1607-1681年），號石莊，竟陵（明天門）人，崇禎舉人，進清隱居不仕，著作多種未能傳世，現存《繹志》一書。胡氏倡導實學，要旨為“崇實”、“復禮”，與郝敬思惟相呼應。他的“復性”之學，反對“蹈虛”、“捉空”，主強即事即物之“窮理”，主張回到周公、孔子。他確定“切己”之學，強調“正”與“定見”。其“求道以實”之“實”，是身實、四端實、理實、動靜實、五物實、萬物實、萬事實；道即吾身之全體，道又常存六合之間；故“求道者不成不從實”。他主張正人要下存理往欲之實功。他所謂“實學”，一是“事所當為”的價值感性與修身功夫之學，二是經世致用之學。
熊伯龍（1617–1669），漢陽人，曾做過順天學政、國子監祭酒、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乃清初政學界年夜人物。他精曉字母反切之學，知西洋地理算法，又能譯佛經。他的代表作是《無何集》。在此書中，他批評了“天人感應論”，批評仙升、輪回等釋、道思惟，也批評鬼神與方伎中的世俗科學，主張“舍虛取實”。他是我國十七世紀有名的無神論思惟家，在必定水平上開啟了重實證、專科學的思潮。
熊賜履（1635–1709），字敬修，孝動人，康熙年間的理學名臣，曾任刑部、禮部、吏部尚書，東閣年夜學士。研程朱之學，尊朱子，辟陽明，對康熙帝倡導朱子學有嚴重影響。熊賜履強調道統正學，辟異端曲說，著作有《學統》、《閑道錄》、《經義齋集》等。《學統》把歷代學術史之人物，分為五層次：正統、翼統、附統、雜統、異統，崇孔、孟、程、朱，抑陸、王、釋、道，在他的立場上辨正邪長短。他也批評訓詁家迫害圣道。他主張以“善”為本體，以“敬”為功夫，主敬明善，居敬窮理，下學上達。熊賜履對于滿族政權走向穩定，重建中華平易近族文明認同，為在清代復興理學，起了主要的感化。
晚清有萬斛泉（1808–1904）、黃嗣東（1846–1910）二人。萬氏乃武昌府興國人（興國在武昌東南，領年夜冶、通山），年夜儒，性理學家，平生鄙棄科舉，授徒為生。龍啟瑞督湖北學政，專門建漢陽崇正書院，聘萬斛泉主講，以后主黃州河東書院、武昌勺庭書院等。尊程朱，踐履篤實，平生在書院講學，以理學造士，名聲很年夜，名學生甚多（如吳縣吳年夜澂等），朝鮮名儒徐相默曾率徒專程拜訪。黃嗣東，漢陽人，曾在陜西為官，設書院授徒。他編了一部年夜型的《道學淵源錄》，凡一百卷，傳主達千名。
晚近還有王葆心（1868–1944），羅田人，兩湖書院修業，學冠諸生，蜚聲江漢。相繼被鐘祥博通、潛江傳經、羅田義川、漢陽晴川等書院聘為院長，后任北京圖書館總纂、湖北國學館館長、武昌高級師范學校及武漢年夜學傳授、湖北省通志館館長。在經學方面，他從小學考訂進手，不著重繁瑣的章句，而以貫通群經年夜義的宗旨為主。著有《經學變遷史》一書，書中對歷代經學源流條分縷析，極為淵愜。在史學、詩學、文學、方志學方面，著書多種。
張之洞曾任湖北學政、湖廣總督，興辦新學，其學術思惟在新舊之間。關于張之洞，論者夥矣，茲不贅。
綜觀北宋初至清代末的湖北儒學，深知湖北學人與來湖北的學人具有必定的開放性、對話性與務實性。宋代湖北是理學交匯之地，以二程洛學、湖湘學、朱子學的碰撞為主，第一流學者紛紛來此會講論學，砥礪操行。元代以趙復一人使理學始復興于北中國。明代湖北儒學更為復雜，王陽明及其后學（特別是泰州學派）、陳白沙與湛甘泉學俱興，會通三教成為趨勢。其間，晚期啟蒙思潮成為一年夜亮點。明后期與有清一代，學者們重視程朱，重視經學詮釋，主張從頭“回到孔孟”，強調踐行，重視心性實學與修養工夫，是其時代與地區特徵使然。由宋至清，湖北學者重視講學與事功，其總的趨向是由虛而返實。
湖北儒學史與周邊地區及全國的儒學史彼此聯系，與佛、道、耶、回諸家諸教彼此激蕩，彼此影響，是整體學術思惟史的一個部門。在必定時間限斷內，湖北的儒學并不比別的地區更出色，例如明清時期的一些時段與江西、安徽、江浙、湖南比擬，相形見絀。但湖北的儒學也有本身的特點。考核這些特點，還需求做社會學、歷史學的研討，還要與社會經濟、教導、書院史等相聯系。這都不是在一篇文章中能解決的問題，我們還只處在摸清家底的階段。當然，我們也不要輕視湖北儒學史上的人物，例如郝敬、胡石莊，就為我們的東鄰—-japan(日本)的一些年夜學者所推重。當然我們不需求“挾洋自重”，但我想說的是，應當下工夫把當地區文明史、學術史、思惟史上的人物、配合體、思潮、事務的基礎的原始的資料、年表及資料長編收拾出來，這是基礎功。在這些資猜中，尤其要重視思惟家著作的刋刻與流傳的情況，思惟家當世及后世的影響力。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作進一個步驟的研討。
參考文獻及注釋包養網單次：
[i]本節參考郭齊勇：《諸子百家年夜半出于楚》，武漢年夜學校刋編：《年夜學生作品選》，1981年第2期。
[ii]唐長孺：《漢末學術中間的南移與荊州學派》，《唐長孺文集》之《山居存稿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4月，第157—170頁。
[iii]本節參考書：蕭萐父、許蘇平易近著：《明清啟蒙學術流變》，沈陽：遼寧教導出書社，1995年；張學智著：《中國儒學史·明代卷》，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龔書鐸主編：《清代表學史》（上卷史改革著，中卷李帆著，下卷張昭軍著），廣州：廣東教導出書社，2007年；郭齊勇主編：《宋明時期湖北的儒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1包養甜心3年。本書的作者有：郭齊勇、文碧方、陳喬見、唐琳、孫勁松、張杰（歐陽禎人）、孫奕、劉體勝、梁林軍、董玲、張鵬偉（按書中內容的順序排名）等。
湖北學術思惟史講稿（上）
上一篇略講了從先秦到近代的湖北學術思惟史概況，下篇我們年夜致談談近現代的情況。說到近現代的湖北學術思惟，鄂東是值得濃墨重彩之地，本篇我們擬著重講講現代鄂東的學術名家及文明現象。
巍巍年夜別山和奔騰長江水之間夾著鄂東黃岡地區（舊黃州府）。它北抵河南，南靠江西，東與安徽交界，西與九省通衢的武漢毗鄰。山水瑰麗，英氣凝集，人文薈萃，云蒸霞蔚。
“年夜江東往，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代詞宗、豪邁派首領蘇軾的代表作《念奴嬌》就是被貶于黃州時寫下的。鄂東的風流人物，史不絕書。遠的如世界有名的藥物學家李時珍就曾生于斯，長于斯。明清兩代，這里出的進士，幾占鄂省之一半。sd包養
近現代史上，此地更是人杰輩出。近現代鄂東的名人學者良多，僅蘄春縣在上世紀七十年月就以傳授縣聞名全國。近現代影響很年夜的鄂東學者有王葆心、黃侃、李四光、熊十力、聞一多、湯用彤、王亞南、馮文炳、胡風、徐復觀、胡秋原、葉君健、殷海光等。
這里要說明的是，楊守敬不是鄂東而是鄂西的學者，他對湖北甚至全國的影響很年夜。
我們將這十四位學術名家分為四個類別：國學年夜師、學者、文學家、思惟家，略為討論他們的思惟行誼，并談談其出生地的文明傳統與氛圍，以期清楚他們的人與思惟之所從出。當然，這個分類是粗略的，有一點勉強，因為他們之中有人既是學者，又是文學家或許思惟家。
一、近代湖北學術名家略講
1.國學年夜師：楊守敬、王葆心、黃侃
楊守敬（1839-1915），譜名開科，榜名愷，宜都人，歷史地輿學家、金石文字學家、目錄版本學家、書法藝術家、泉幣學家、躲書家。1899年，被湖廣總督張之洞聘為兩湖書院教習。1910年，被聘為湖北通志局纂修。1914年被聘為清史館纂修。他平生勤奮治學，博聞強記，以長于考證有名于世，是一位集輿地、金石、書法、泉幣、躲書以及碑版目錄學之年夜成于一身的年夜學者。楊守敬平生尤以輿地學的成績最為凸起，代表作是與門人熊會貞歷時數十年寫成的《水經注疏》40卷，使中國沿革地輿學達到了岑嶺。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薌，號晦堂，羅田人，國學年夜師。自幼勤奮好學，成年進黃州經心書院讀書，府考以經學第包養甜心一名錄取秀才，后進兩湖書院進修。平易近國時期歷任北京圖書館總纂、湖北反動實錄館總纂、武昌高級師范（武漢年夜學前身）傳授、武漢年夜學傳授；其間兼任湖北國學館館長、湖北通志館籌備處主任、《湖北通志》總纂。
清季，目擊當局腐敗，外侮凌逼，發憤撰《宋季淮西六寨紀事》和《圻黃四十八寨紀事》(后增訂為《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搜遺輯鐵，將宋明末季楚東國民不畏強暴和順從侵犯的壯烈故事，收拾成為條理清楚和情節生動的史著，用以補野史缺掉、宣揚平易近族氣節、鼓舞國民抵御外侮。
1932年就職湖北通志館籌備主任兼總纂。廣搜博覽全國志書達1400余卷，把將所載內容同有關歷史地輿資料查對考證，辨抄襲和證謬誤、審體例、尋因革，找出此中融會貫通的脈絡和體例變革的緣由和切實可行的經驗，撰寫為《方志學發微》一書。成書前，先撰寫《重建湖北通志條本》一卷問世，為當時修湖北志計劃。抗戰前，因為japan(日本)侵犯軍進逼華北，平津求助緊急、為搶修湖北通志所需資料，曾屢次北上。第三次在北平選抄資料時，“七七事變”發生，北平淪陷，師長教師攜帶手抄稿，備歷艱辛、間道返漢。是年退居羅田故鄉，任縣志館館長。
季薌師長教師治學嚴謹，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并重。對經學、史學包養app、文學、教導學均有研討。暮年于方志一門努力尤勤，遺著達170余種，是有名的方志學家。董必武屢次唆使彙集、保留、收拾和出書其遺著，并親筆題寫“楚國以為寶，古人掉所師”，以表墓門。
黃侃（1886-1935），字季剛，蘄春人，國學年夜師，有名語言文字學家，在經學、文學、哲學，特別是音韻學與訓詁學方面造詣甚深。歷任北京年夜學、武昌高級師范、中華年夜學、東北年夜學、南京中心年夜學傳授，創立了我國古文字音韻學的理論體系與學派，即“章黃學派”。“章”即章太炎，黃侃曾拜章太炎、劉師培為師。程千帆師長教師說：“季剛老師的學問是既博且專的。無論你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用經、史、子、集、儒、玄、文、史，或義理、考據、詞章來分類，老師都不僅有異常豐富的知識，並且有很是精辟的發明。他在文字、音韻、訓詁諸方面的成績是絕後的。”
黃侃學識淵博，治學嚴謹，不願輕易寫書，生前說：“惟以觀全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五十歲以前不著書”，結果他逝世于五十歲。他的《三禮通論》、《聲類目》等已寫定，其它書稿凌亂。他讀書破萬卷，在書籍的天頭地腳寫有大批的批注。現有影印《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與后人收拾出來的著作《文心雕龍雜記》、《黃侃論學雜著》等書。他平生瞧不上一些人讀書走馬看花，不克不及堅持把一部部書從頭到尾讀完，譏諷為“煞書頭”。他臨終前因胃潰瘍年夜吐血，但仍堅持把正在讀的一部書圈點完畢，才放手歸西。
他曾與宋教仁等一道參加反清反動，在聯盟會機關報《平易近報》上發表系列文章。1911年為《年夜江報》寫社論《年夜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婉言造反，鼓蕩平易近氣，風傳三鎮，致使當局惱羞成怒，查封報館，拘捕正副主編，釀成“年夜江報案”，成為武昌起義的序曲。平易近國四年，劉師培等籌安會擁立袁世凱稱帝，拉攏知識分子，黃侃堅不參加，影響了良多知識人。與劉師培比擬，黃侃平生年夜事不糊涂，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潔身自好。暮年黃侃對japan(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侵，很是憤慨，深憂國難。
2.學者：李四光、王亞南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原名仲揆，黃岡人，我國有名地質學家，首創地質力學，中心研討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家貧，自幼就讀于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來武昌讀高級小學堂，年輕時留學japan(日本)，是聯盟會最小的會員。辛亥反動后，被委任為湖北軍當局理財部參議，后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長期包養。袁世凱下臺后，反動黨人遭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留學英國伯明翰年夜學，獲得碩士學位。1918年回國效率，任教于北京年夜學。1928年到南京擔任中心研討院地質研討所所長，后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
1928年7月國平易近當局決定組建國立武漢年夜學，國平易近當局年夜學院（教導部）院長（部長）蔡元培錄用李四光為武漢年夜學建設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并選定了武漢年夜學的珞珈山校址。1950年后，歷任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為中國的地質、石油勘察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宏大貢獻。
他在地質學方面的重要貢獻有：古生物蜒科的鑒定方式、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和地質力學的創立。他根據數十年來地質力學的研討，從新華夏構造體系的觀點出發，向毛澤東、周恩來剖析了中國地質條件，認為在中國遼闊的領域內，自然石油資源的蘊躲量應當是豐富的。他指出，松遼平原、包含渤海灣在內的華北平原、江漢平原和北部灣，黃海、東海和南海都蘊躲著豐富的石油資源。
在1966年邢臺年夜地動后，李四光指出要留意河北河間、滄州、渤海、云南通海、四川爐霍、云南的彝良年夜關、松潘、唐山……，都被李四光言中。當時良多科學家認為地動是無法預報的，李四光斬釘截鐵地說，地動是可以預報的。
早年，辛亥反動勝利后，當年臘月，為慶祝光復，黃岡四杰——吳崑、劉子通、李四光與熊十力聚會于武昌雄楚樓。為抒發心志，共出一紙，順次揮毫。吳崑書李白《山中問答》詩：“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沓然往，別有六合非人間。”劉子通發揮老子思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如有心若無心，漂漂然飛過數十冷暑。”李四光書：“雄視三楚。”熊十力書：“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王亞南（1901-1969），黃岡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歷任中山年夜學、廈門年夜學、清華年夜學傳授。王亞南怙恃早逝，在兄長支撐下，他在黃州讀完小學，畢業后考進武昌第一中學，又考進武昌中華年夜學教導系。年夜反動中，他投筆從戎，在長沙參加了北伐軍，曾在軍中任政治教員。年夜反動掉敗后，他輾轉來到杭州，因生涯所迫借居在年夜梵剎。在這里，他結識了他事業上的主要伙伴——上海年夜夏年夜學哲學系畢業后同樣流寓年夜梵剎的郭鼎力。兩個年輕人意氣相投，一見如故，暢談人心理想，很快結為至交。在此期間，王亞南開始鉆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sd包養尋找變革社會的救國之道。郭鼎力見他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建議兩人一路從事《資本論》的翻譯任務，從此，他和郭鼎力開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誼與事業的一起配合。《資本論》也成了王亞南終身學習和研討的經典。
1933年王亞南因參與“福建事變”被通緝而流亡歐洲。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在《資本論》的誕生地英國，他廣泛搜集東方經濟學資料，重視東方經濟學的發展動向，同時翻譯了一些東方經濟學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鼎力著手正式翻譯《資本論》。1938年在經濟生涯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在急切需求馬克思主義理論滋潤的中國這塊干涸的地盤上，王亞南和郭鼎力十余年的艱苦奮斗終于有了結果：馬克思主義的基石《資本論》三卷中文譯本終于出書了！這不僅是中國經濟科學研討中的一個新鮮事物，更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件年夜事，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主要影響。初次全譯《資本論》三年夜卷。王亞南和郭鼎力用10年血汗，戰勝重重困難，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在中國系統傳播的里程碑。
王亞南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的開拓者之一。從30年月起，他就從中國經濟史進手，摸索舊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獲得了豐碩的結果。王亞南平生中最為杰出的貢獻，是對中國地經濟形態的理論研討，發表了一系列很有影響的專著：《中國經濟原論》、《中國田主經濟封建軌制論綱》、《中國權要政治研討》等。
王亞南在經濟研討方式論上的一個主要貢獻，就是他極力倡導“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研討經濟”。他認為經濟科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應該面對中國的實際，使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樹立“中國經濟學”。
王亞南是現代中國有名的經濟學家和教導家、束縛后廈門年夜學第一任校長。他在年夜學執教三十多年，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和辦學經驗，對教導有深入的懂得。尤其對教導的本質和效能，對若何辦好綜合性年夜學、若何培養和應用人才以及若何治學，有許多精辟的見解。
王亞南畢生從事教導與社會科學研討事業，四十年如一日。他平生著譯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風化雨，哺養了無數英才。暮年在“文革”的酷烈考驗中更是歲冷知松柏，彰顯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氣節操守。
3.文學家：聞一多、馮文炳、胡風、葉君健
聞一多（189包養妹9-1946），原名聞家驊，出生于浠水縣一書噴鼻家庭，13歲考上留美預備清華學校，22歲(1922年)往美，到american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畫三年，卻找到了他的詩人之筆。他歷任中心年夜學、武漢年夜學（任文學院首任院長并設計校徽）、山東年夜學、清華年夜學、東北聯合年夜學、北京年夜學傳授，是我國有名詩人，學者，中國平易近主聯盟晚期領導人。
聞師長教師1923年出書了第一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的情勢典范地結合在一路。1928年出書第二部詩集《逝世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邃深摯的愛國主義豪情。此后努力于國學經典的收拾與研討，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下了很年夜工夫，其結果匯集成為《古典新義》，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前人，后無來者”。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東北聯年夜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發誓不獲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往，表現了抗戰究竟的決心。1943年后，因目擊國平易近當局的腐敗，于是奮但是起，積極參加反對獨裁，爭取平易近主的斗爭。1946年7月15日在弔唁李公樸師長教師年夜會上，聞一多忍耐著連日饑餓帶來的熬煎，發表了有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講》，當全國午即被國平易近黨特務殺害。
聞一多的詩具有極強烈的平易近族意識和平易近族氣質。愛國主義精力貫穿于他的所有的詩作，成為他詩歌創作的基調。聞一多的詩篇發展了屈原、杜甫創作中愛國主義傳統，具有鮮明的時代感以及社會批評的性質。在東北聯年夜校友會召開的聞一多師長教師悲悼會上，朱自清師長教師評介了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宏大貢獻：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獨一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本身的詩的語言，并且創造本身的散文的語言”。朱師長教師又詳盡地介紹聞一多對神話、對《楚辭》《周易》《詩經》《莊子》等各方面研討的成績。遺著由朱自清編成《聞一多選集》四卷。
平易近間傳說，聞一多新婚那天，親友紛紛前來賀喜。很久了，還不見新郎，大師以為他更衣裝扮往了。當迎親花轎快抵家時，人們才在書房找到他，原來他依然穿著舊長袍在看書。家里人說他一看書就“醉”。
馮文炳（1901-1967），筆名廢名，黃梅人。有名文學團體語絲社成員，周作人的年夜門生，現代小說家。
在我國現代文壇上，馮文炳是有獨立精力人格的作家和學者。馮文炳可謂是楚地的包養網推薦一個奇才。1907年6歲時始進私塾讀書，1911年進縣八角亭第一高級小學讀書，1916年到武昌進啟黃中學就讀，開始接觸新文學。
1917年進進湖北省第一師范學校，其間深受“五四”青年愛國運動和新文明思潮的影響。1920年省一師畢業后，任教于武昌完整小學，業余時間學寫白話詩文，開始與周作人通訊。1922年考進北京年夜學預科班，常在胡適主編的《盡力周報》上發表文學作品。1924年正式升進北年夜英國文學系，積極參與新文明運動。1925年10月馮文炳師長教師開始用“廢名”的筆名出書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以后陸續出書的有《桃園》、《棗》、《莫須有師長教師傳》等。其作品多寫故鄉通俗勞動者，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獨創的藝術風格。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前往故鄉黃梅任中小學教員，其間他精研佛學，在馮氏祠堂里寫成了《阿賴耶識論》一書。抗戰勝利后，馮文炳于1946年重返北京年夜學中文系任副傳授、傳授，講授《外國文學名著》、《現代文學》等課程，同時創作反應黃梅避難生涯的自傳體長篇小說《莫須有師長教師坐飛機以后》。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馮文炳調到東北國民年夜學（吉林年夜學前身）中文系任傳授。在吉林省任務期間，馮文炳重要從事文學教學和文學研討，先后講授《寫作實習》、《杜詩研討》、《魯迅的小說研討》、《新平易近歌》、《美學》等課程。
馮文炳為京派小說家，其作品以田園村歌的風味和詩化的意境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獨樹一幟，而被人們稱為田園小說和詩化小說。在表現伎倆上，他遭到現代詩詞的影響。朱光潛說：“《橋》里充滿的是詩境，是畫境，是禪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離開前后所寫境界而獨立。”
關于馮文炳與熊十力師長教師的交游，學界曾傳為美談。廢名與俞平伯、冰心等都是知堂師長教師周作人的自得門生。廢名非常尊敬他這位年夜同鄉前輩熊十力師長教師，但在學問上則常與之辯難。每有爭執，雙方都面紅脖子粗，廢名拂衣而往。第二天廢名再來，他們又和洽如初，談笑風生。這在北年夜傳為笑談。足見他們二人都如孩童赤子，一任情感天然吐露。1936年，廢名的兒子滿周歲，熊師長教師還往拜訪，送六塊銀元祝賀。1947年，熊師長教師在北年夜與廢名同住。彼此見面，少不了唇槍舌劍。
胡風（1902-1985），原名張光人，蘄春人，有名文藝理論家、評論家、翻譯家、詩人。現代文學史上“七月詩派”的代表人物。1920年起就讀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學，其間開始接觸“五四”新文學作品。1925年進北京年夜學預科，一年后改進清華年夜學英文系。不久輟學，回鄉參加反動活動，后一度任職于國平易近黨的宣傳、文明部門。1927年參加共青團。1929年到japan(日本)留學，參加japan(日本)共產黨。1933年因在留日學生中組織抗日文明團體被驅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國右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行政書記，與魯迅常有來往。
1935年提出了“平易近族反動戰爭的年夜眾文學”的口號，引發“兩個口號”的論爭。抗日戰爭爆發后，主編《七月》雜志，編輯出書《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并悉心培植文學新人，對現代文學史上“七月”派的構成和發展起了主要感化。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委、研討股主任，輾轉于漢口、重慶、噴鼻港、桂林等地從事抗戰文藝活動。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七月》自願復刊，他另編文學雜志《盼望》。創刊號上發表舒蕪的《論主觀》和他本身的《置身在為平易近主的斗爭里面》兩文，由此惹起關于“主觀”問題的論爭和對于他的文藝思惟的批評。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任務者代表年夜會上，胡風當選文聯委員、作協常委，并任《國民文學》編輯委員。他以抒懷長詩《時間開始了！》歡呼新中國的樹立，
1952年開始被批評。1954年，針對文藝問題提出30萬言意見書，結果變成震動全國的“胡風反反動集團案”，從此陷于寃獄。
1980年9月，中心作出審查結論，所謂“胡風反反動集團”案件是一件錯案。平反后，胡風擔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國藝術研討院顧問。1988年6月18日，中心辦公廳發出《關于為胡風同道進一個步驟平反的補充告訴》，進一個步驟廓清了這一歷史。
葉君健（1914-1999），湖北黃安（今紅安）人，筆名馬耳，作家，翻譯家，兒童文學家。1936年畢業于武漢年夜學外文系。抗日戰爭爆發后，葉君健停下了本身的小說創作，投身到抗戰的宣傳任務之中。1938年在武漢國平易近當局軍事委員政治部第三廳從事國際宣傳任務，同年參加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他輾轉于武漢、噴鼻港、重慶等地，應用本身所把握的外語，作了大批的宣傳任務。在噴鼻港主編英文刊物《中國作家》，又任重慶年夜學、中心年夜學、復旦年夜學教師。他在這一時期所翻譯的中國抗戰文學作品，后來被收為英語和世界語兩個集子出書。
1944年，葉君健應英國戰時宣傳部邀請，任中國抗戰情況宣講員，到英國各地演講，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并從頭開始一度中斷了的小說創作。抗戰勝利后，葉君健在英國劍橋年夜學英王學院進修，做歐洲文學研討員，用英語創作了短篇小說集《無知的和被遺忘的》、《藍藍的低山區》，長篇小說《山村》、《他們飛向後方》等。這些作品都是出于向國外讀者“解釋中國”的目標而創作的。
1949年葉君健回到祖國，又投身于宣傳家的事業，歷任輔仁年夜學傳授，文明部外聯局編譯處處長，《中國文學》副主編，長期主編英文刊物《中國文學》。曾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外文學交通委員會主任，是平易近盟中心委員，全國第三屆人年夜代表，全國第五、六、七屆政協委員。
他著有長篇小說《地盤三部曲》(《火花》、《不受拘束》、《曙光》)、《寂靜的群山三部曲》(《山村》、《曠野》、《遠程》)，散文集《兩京散記》，短篇小說集《葉君健小說選》、《葉君健童話故事集》等。別的譯著《安徒生童話選集》等。
作為世界著名的小說家和翻譯家，葉君健對我國兒童文學事業的發展也予以極年夜的關注，并作出了很年夜的貢獻。葉君健的文學創作的重要特征是：高度的現實主義精力，詩的意境與韻味，以及簡潔樸素的語言風格。
4.思惟家：湯用彤、熊十力、徐復觀、胡秋原、殷海光
“五四”之后，學術界出現了文明守成主義思潮，此中有學衡派、現代新儒家等。正如我們屢次講過的，文明守舊并非政治守舊，剛好相反，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政治層面都是改革派。這一思潮是從中國文明本身的年夜傳統中生長出來的，是面對強勢的東方文台灣包養明的挑戰應運而生的，在20世紀中國是最具有本源性的思惟文明的門戶。這一思潮在現代中國反思與批評單方面的現代性（包含全盤歐化或全盤俄化）的思惟門戶，也是在現代中國積極吸納西學、與西學對話，又重建傳統并與傳統對話的最有建設性與前瞻性的思惟門戶。這一思潮長短官方、非主流的。其代表人物都是在野的公共知識份子，故深具批評性與反思性，又是專家、學者兼教師，在哲學、史學與教導界等領域有著卓爾不群的建樹。
在學衡派中有黃梅湯用彤師長教師。湯師長教師曾經掌管《學衡》雜志的編務任務，與吳宓等人被稱為“學衡派”，學衡派明確提出了“昌明國粹、熔化新知”的主張，對激進文明主義的斷裂論式的主張持反對態度。湯用彤認為文明的發展，只能是走漸進的途徑，“夫歷史變遷，常具連續性。文明學術雖異代分歧，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漸進。”湯師長教師反對激進派之徹底拋棄舊文明的觀點，認為不克不及割斷歷史，強調古今中外的文明交匯。他主張熔鑄今古、會通中西。
現當代新儒學的佈景是價值系統的崩潰、意義結構的解體和自我意識的喪掉。近現代中國的思惟危機是“意義的危機”，即人們對于人生、宇宙的基礎意義的見解與崇奉的危機。中包養意思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外來思潮沖擊下所出現的“精力的迷掉”非分特別地顯著。
湖北是現代文明守成主義思潮及此中堅——現當代新儒家的淵藪。在現代新儒學思潮中，有三位鄂東學者。他們是：黃岡熊十力，是第一代中間開啟式的人物；浠水徐復觀，是第二代港臺新儒家的中堅；黃陂胡秋原，也是第二代，屬于廣義的現代新儒家中的一員。
在現代中國，與文明守成主義、現代新儒學思潮相輔相成的，有不受拘束主義思潮，我們鄂東也出了一位不受拘束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黃岡殷海光。殷海光與熊十力、徐復觀有良多交集。
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本籍黃梅縣，生于甘肅省渭源縣。湯家于清乾嘉時從江西遷至湖北黃梅，以教書為生。其父湯霖，清光緒十六年進士，曾任過幾任知縣，后在京曾赴各省任考官。湯用彤師長教師三歲前不會說話，三歲的那一年，有一天忽然一字不差地用黃梅話背出了《哀江南》，其父很是驚異。由此他很早就在父親的教館中接收教導，即幼承庭訓，以后在北京順天學堂開始接收舊式教導。
湯師長教師1912年考人清華學校，1917年畢業，考取官費留美。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華教國文。1918年與吳宓一路赴美，先在明尼蘇達州漢姆林年夜學哲學系，重要選修哲學、心思學，1919年人哈佛年夜學研討院，與陳寅恪同時學習梵文、巴利文及佛學，仍進修東方哲學。后經吳宓、梅光迪引見白壁德（Babbit）傳授。白氏是american當時有名的新人文主義者，認為中西文明傳統在人文方面互為表里，包養網VIP對孔子尤為稱贊，并盼望中國學人能擷采中西文明之精華，以求救亡圖存，而不蹈東方之覆轍。湯用彤后來的文明觀和治學態度，良多與白氏契合。哈佛期間，他與吳宓、梅光迪被譽為“哈佛三杰”。湯用彤師長教師受american學者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影響，該派學說對現代性有著強烈的反思意識，對近代東方功利主義和浪漫主義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持憂患態度。新人文主義認為現代社會的進步，并不用然以破壞傳統文明為代價。
1922年在哈佛獲得哲學碩士學位回國，湯師長教師歷任東南年夜學、南開年夜學、北京年夜學、東北聯年夜傳授。1947年湯用彤休假赴american加州柏克萊年夜學講中國釋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倫比亞年夜學講學之邀，決定回國。1949年1月北京束縛，湯用彤任北京年夜學校務委員會主席，1951年后任北年夜副校長。1953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兼任歷史考古委員會委員。1956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成立，任學部委員。湯師長教師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年夜代表，是中國有名哲學家、哲學史家、釋教史家，教導家、有名學者，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會通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年夜師之一。他能同時上中西印三門課：印度佛學、魏晉玄學、歐洲唯理論與經驗論哲學。代表作有：《漢魏兩晉南北朝釋教史》、《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等。
湯用彤與熊十力、錢穆、蒙文通諸師長教師的交游頗風趣味。熊十力是哲學家，黃岡人。錢穆(賓四)師長教師是國學年夜師，無錫人。蒙文通師長教師是廖溫和歐陽竟無的門生，博通經、史、佛學，巴蜀人。蒙師長教師每與熊師長教師聚會，必打嘴巴訴訟，從佛學到宋明理學，二人往往爭得不成開交。敦樸的湯用彤師長教師在旁觀戰，獨默不語，只要錢師長教師從中緩沖。錢穆師長教師在《師友雜憶》中曾回顧了他們交游的一些細節。有一次，他們四師長教師“同宿西郊清華年夜學一農場中。此處以多白楊名，全園數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年夜廳上，廳內無燈光，廳外即白楊，葉聲蕭蕭，凄涼動人，決非日間來游可嘗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至今追憶，誠不掉為生平難得之夜。”這是多麼的境界啊！
季羨林師長教師說：“在湯用彤師長教師身上，镕鑄今古、會通中西的特點長短常明顯的……湯師長教師的人品也是他的門生們學習的榜樣。他淳直，樸素，不為物累；待人寬厚、處事公平。藹然仁者，即之也溫。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是一個真正的年夜師。”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黃岡人。和這一思潮中的梁漱溟、馬一浮、錢穆師長教師是伴侶，也與這一思潮中的張君勱、方東美、馮友蘭、賀麟相過從。他參加過辛亥反動，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沒有受過任何舊式教導和舊式教導，可謂自學成才。他家里很是貧窮，在我們湖北東部的窮鄉僻壤誕生的，只讀過半年的私塾，年少放牛，16-17歲的時候游學于鄉間，后來與同縣何改過、浠水王漢到武漢來，遭到維新派的影響，讀孟子、顧炎武的書，萌發了反動志向，并邀請四方豪杰共圖全國年夜事。為“運動軍隊”，他投到武昌的新軍第31標當兵，發起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然后圖謀起義，奔忙呼號，被清廷鄂軍首領張彪所通緝。1917年-1918年，他參加了孫中山師長教師領導的護法運動，后來他看到辛亥反動以后，世風日下，國平易近黨人競權爭利，反動終無善果，憤然棄政向學，研讀佛學和儒學來探討人生的本質、真諦，增進國平易近的品德。
熊十力曾執教南開學校，后來到南京內學院，在歐陽竟無年夜師門下打下了堅實的佛學基礎，接收了嚴格的哲學訓練。1922年由梁師長教師介紹，也由于蔡元培師長教師識才，這個時候熊十力師長教師開始在北京年夜學擔任特約講師，講授釋教的唯識學。在北年夜的環境中，熊師長教師得以獨立思慮，並且和學術界的精英開始討論學問，這才是他成為一個哲學家的真正的開始。1923年熊十力進一個步驟背棄了他老師的學說，背棄了歐陽年夜師的唯識學，構成了本身的一套觀念，后來經過十年的苦學精思，他構建了本身的哲學體系《新唯識論》。這本書出書以后，獲得了蔡元培、馬一浮師長教師包養犯法嗎的高度贊揚。他創立了融匯儒佛的所謂新唯識論的哲學體系，是回到中土的立場，中國儒家《周易》的立場。
抗戰時期熊十力顛沛流離，生涯很是困難，他以對國家、平易近族、國民，對傳統文明的執著的愛戴，自甘寂寞，樂以忘憂，竭力著作。他的哲學體系在當時有必定影響，抗戰末期出書的《新唯識論》（語體本）、《讀經示要》這是他思惟成熟的一個標志。這時，他被聘為北年夜哲學系傳授。1950年以后，他的生涯與著作獲得他的老友董必武以及周恩來、陳毅、郭沫若等人的關照。1954年以后假寓滬上。他是全囯政協委員，北京年夜學一級傳包養妹授，世界級的哲學家。
熊師長教師平生帶有鄂東的鄉土氣息，文雅中略顯樸拙、狂放、隨性。抗戰時期在后方，一次聽到誤傳的新聞，說是他的兄門生侄遭japan(日本)飛機轟炸遇難，他頓時聲淚俱下起來！1944年春節，年夜年頭四，門生們專程來到他的住地為他祝60壽，他崛起悲心，情不克不及已，年夜哭不止，壽慶活動不得不打住。感情豐富的熊師長教師同時又是感性思維一流的哲學家，當然他的感性活動中并不排擠理性直覺與智性直觀。
他學問的軌跡大要是這樣的：早年批評六經，認為六經是擁護專制政體的書，中年學佛學，從年夜乘有宗進手，后來又揚棄了有宗，深研空宗，然后又揚棄了空宗，最后反求諸己，通過本身的人生親身經歷，回到儒家《周易》的立場。他的哲學觀點是體與用的不貳，就是有其體就有其用，體和用是貫通在一路的，有此體就有此用。心和物不貳，心是精力的氣力，物是物質的層面，他認為精力的東西和物質的東西是融會在一路的，能量和質量是融會在一路的，天和人也是可以買通的。他所謂本體論的本體，講的是一個品德心性的本體，《中庸》里面講的性，《孟子》里面講的心，他認為這是人的性命存在的本體，是宇宙萬物最主要的本源處。在必定意義上，他講的是人生性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是最主要的。在物欲橫流的世界里面，我們若何往尋找人生的真諦、本質與宇宙的本體？他經常講：我們人和六合萬物是彼此關聯的，此中有一種最高本體的東西，乾元性體，本意天良，也就是心性本體，這里面有乾陽清剛之氣，有很年夜的創造力。他反對東方的二元分離的方法，天人朋分的方法，反對東方的鴻溝，天和人之間的鴻溝，或許有一個什么造物主。他認為，《周易》甚至五經，我們的文明傳統中沒有這樣一種天人、主客、心物之間的隔閡。他說，仁心本體是宇宙萬象和人類社會最主要的一個本源處，他把這個東西叫做本體，由此開發出人類的社會文明和天然世界。
他終其平生營造他的本體哲學，從儒家哲學的思惟資源里發掘并重建了“年夜本年夜源”。他認為，哲學的最基礎任務便是“昭示本體”，哲學“以本體論為其領域”。他所說的“本體”是什么呢?“仁者本意天良也，即吾人與六合萬物所同具之本體也。”“蓋自孔孟以迄宋明諸師，無不直指本意天良之仁，以為萬化之源、萬有之基。即此仁體，無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好像“仁”“本意天良”“知己”，熊師長教師之“本體”，不是“天然本體”，而是生息不斷的、剛健運動的“性命本體”。
熊師長教師年夜談本體論問題，尤其是把儒家哲學的內核——內圣之學中所探討的心性關系問題、品德哲學的問題、人的安居樂業的基礎和終極依靠的問題（用現在包養管道的話來說，是關于人的存在的問題），把從先秦到宋明儒關于這些問題的答覆，加以系統化、體系化，同時又投注了本身的生涯親身經歷，投注了本身的情感和所有的性命，從而在中國儒學史上第—次公開地以“本體論”的項目標志他的儒家哲學體系。熊師長教師說“體用不貳”之論是“自家體認出來的”。
熊十力弘揚的是中國文明中特別強調的品德的聰明和品德的本體與主體，他開辟了現當代新儒學的精力標的目的，并在這個意義上影響了他的學生——第二代現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胡秋本來生等。在必定意義上，看老師若何，要看他能否包養網站培養出了優秀的、有創造性的、杰出的門生。熊十力后來的位置這么高，與唐、牟、徐等不無關系。
徐復觀（1903-1982），湖北浠水人。是思惟家與思惟史家。他是勇者型的人物，出生貧冷，早年在軍官場供職，曾是蔣中正侍從室的秘書，少將軍銜，50歲以后才專力治學，曾任臺中東海年夜學等校傳授。當然他有很好的國學基礎，早年在武昌學習國學，獲得黃季剛師長教師的賞識與王季薌師長教師的栽培。徐師長教師是布衣思惟家，他和浠水苦難的蒼生總是連在一路，他生前記憶猶新的是家鄉，他的母親，他的貧苦家庭，有著很深的鄉情。
徐師長教師當年聽到熊師長教師的盛名，很是敬慕，抗戰時在重慶他曾經拜訪過熊師長教師，他是穿著筆挺的軍服往的，到了以后在熊師長教師眼前高談闊論，被熊師長教師劈頭蓋臉地罵了一頓。熊師長教師說你讀了什么書啊？他在熊師長教師眼前講：“我讀了王船山的著作。”熊師長教師問王夫之有什么書？他說王夫之有《宋論》、《讀通鑒論》、《老子衍》、《莊子通》等等。熊師長教師說那你說一說王夫之的《宋論》，徐師長教師就把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年夜思惟家的書年夜膽地批評了一頓。熊師長教師當即予以當頭棒喝，說你這個小子，你最基礎沒有讀懂，你最基礎沒有資格講王船山，你歸去給我老老實實把王船山的書重讀一遍，讀完了以后你再來跟我談話。徐師長教師后來回憶說，熊師長教師的“罵”是妙手回春的一“罵”，他說熊師長教師教會了他若何讀書，他說他過往讀書很是狂妄，讀到前人的話無不批評，現在看來，確實沒有讀懂，而熊師長教師則告訴了他怎么讀、怎么做學問，他說他從那以后就抱著一種誠心往讀書，認認真真的往體會，往剖析，認真剖析前人的得掉。
這次見面對徐復觀后半生的影響甚巨，從此他決心步進學術之門。其后徐氏遭到熊十力的不斷錘煉，他才從個人的浮淺中掙扎上來，不再被浮淺的風氣淹沒下往，從而找到了本身的精力標的目的，將滿腔真情傾注于中華文明的生死絕續上，誓詞“要為中國文明當披麻戴孝的最后的逆子”。
徐氏與唐、牟為同志，配合弘揚中國傳統文明精力。與唐、牟分歧的是，他是思惟史家而不是哲學家；對傳統與現實的負面，特別是專制主義政治有良多批評；有百姓情結，是集學者與社會批評家于一身的人物。徐師長教師是“以人、國民為最基礎往把握事物的儒家”，而熊十力與唐、牟則是“從超出的、先驗的方面往把握事物”，徐師長教師是“激進的儒家”，熊與唐、牟是“超出的儒家”。（參見陳昭瑛《一個時代的開端》）這一對比頗能道出徐與唐、牟的差異。唐、牟努力于建構品德形上學的體系，徐復觀則有反形上學的傾向。徐師長教師反對以東方哲學思辨作為獨一標準權衡中國哲學思惟，反對“知識的游戲”，忽視了活生生的具體的人及人的保存親身經歷。徐師長教師從具體性命、生涯上往接近孔子等思惟大師，確定儒家思惟是從人類現實生涯的正面來對人類負責的思惟。
作為思惟史大師，徐復觀治學嚴謹扎實，有考據的工夫，把考據、義理與辭章三者結合得很好。他對先秦人道論史、兩漢思惟史、中國藝術精力與藝術史有深刻的研討與獨到的見解，此中指導性的乃是一品德史觀或心性史觀，認為中國文明是由上向著落，由內向內收的“心的文明”，人心是價值之源與性命的導向。“憂患意識”一說即來自徐氏，指表現在西周初年周公等人“敬”“敬德”“明德”觀念中人的精力集中、對事的謹慎、認真的心思狀態，由信神而轉為人的自覺，乃殷周之際從原始宗教掙脫出來的中國人文精力之躍動。由此凸顯的是主體的積極性與感性，自覺檢查，對本身行為負責。這種人文精力自始即帶有品德的性情。徐氏認為孟子性善論是一偉年夜的發現，每一個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覺中，獲得無待于外、圓滿自足的安頓。性善證實了人格的尊嚴，同時便是樹立了人與人的彼此信賴的基礎，也供給了人類向前向上的發展以無窮盼望的根據。孟子的王政，便是以國民為主的政治。
徐師長教師比較重視經學與經學史，創造性地詮釋禮樂文明。他通過對周秦漢，特別是漢代社會政治結構的探討，深入地揭穿、鞭撻了專制政治。他特別重視知識分子問題，不僅考核了“史”的原始職務，與祝、卜、巫的關系，尤其論述了史職由宗教向人文的演進，宗教精力與人文精力的融合。他對漢代優秀知識分子以幻想指導、批評現實政治的研討，多所弘揚。徐師長教師特重發掘中包養一個月國歷代知識份子對于治道與平易近生的關切、參與，以全國為己任和以德抗位、道尊于勢的傳統，確定中國知識分子的任務感、進世關懷、政治參與和不絕如縷的犧牲精力。
徐氏身上即體現了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以價值理念批評、指導、晉陞社會政治的品德。他平生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以傳統主義衛道，以不受拘束主義論政”。他是風骨嶙峋的勇者型的人物，時常批評政治，在政治上主張平易近主不受拘束人權，有品德勇氣。他的政論雜文非常豐富，在中國現當代思惟史上的影響甚巨，可以說，他文明守舊主義陣營中最具有現實批評精力、最易于與不受拘束主義思潮相頡頏又相呼應、相融洽的代表人物。
徐復觀是“年夜地的兒子”，臨終前呼喚著他的母親，他的故鄉。在膾炙生齒的《誰賦豳風七月篇——農村的回憶》一文中，他把土生土長的農村當作是中國人性命的源泉。他又說，他的性命永遠是和浠水故地的“我那敗落的塆子”連在一路的。他的骨灰最后回到了家鄉湖北浠水，葬在了浠水老家。
胡秋原（1910-2004），黃陂人，是當代有名思惟家、歷史學家。胡師長教師是一名立品于道統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懷抱品德幻想，積極參與、批評、指導現實政治，他曾考進武昌年夜學（武漢年夜學前身）就讀，又負笈東洋，考進japan(日本)早稻田年夜學政治經濟學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胡師長教師放棄學業和官費，滯留上海，以筆為生。他參加過文學論爭與社會史論戰，又游歷過歐洲。
胡師長教師的學術貢獻：起首，表現在“理論歷史學”的理論建構上。理論歷史學是對中西歷史哲學思惟的批評、繼承和發展。胡師長教師既有歷史哲學的方式論的自覺，重視對歷史認識的能夠性及其條件的考核；又強調對歷史作價值判斷的主要性，是以他批評了實證主義思潮、科學主義思潮對價值問題的拒斥。其次，體現在胡師長教師從理論與歷史的角度，對知識分子問題所作的系統研討。胡師長教師重視知識分子的歷史感化，認為歷史上儒家知識分子以其道義擔當抗議威權，著力于消解君主的政治主體性，從而緩包養ptt和了專制的水平，構成開明專制，護持住中國的歷史進程和文明慧命于不絕。胡師長教師的代表作《現代中國文明與中國知識分子》，著眼于對傳統政治結構中道統與政統彼此關系的剖析，所強調的是承載道統的士人知識分子對現實政治權力的批導與限制。第三，他對平易近族主義思惟有較年夜的貢獻，是20世紀中國平易近族主義思惟的重鎮。第四，在文明上，胡師長教師主張超出傳統派、歐化派、俄化派而前進。最后，胡師長教師認同儒家的焦點價值。在胡師長教師看來，儒家的焦點價值并不構成工業化、現代化的障礙，恰好相反，儒家人文精力可以救治現代性危機，彌補宗教科技的偏弊，與天然和諧，因此求得人文與宗教、科技、天然調適上遂地安康發展。
胡師長教師熱愛祖國，熱愛湖北，熱愛黃陂。1988年4月，為進一個步驟推動祖國兩岸的戰爭統一，他在臺灣發起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并被推舉為名譽主席。自此，他一向站在反決裂、反“臺獨”的第一線。1988年9月12日，胡秋本來生偕夫人并與長女一道，無視臺灣當局的“三不”政策包養平台，以祖國統一為己任，從american舊金山直飛北京，回到了闊別四十載的故鄉年夜地，成為“兩岸破冰第一人”。在北京，胡秋原與老伴侶、中共領導人李先念、鄧穎超級親切會面，共商國是。借此機緣，他回到母校，回到改日夜懷念的家鄉黃陂。當時，他的鄉音未改，然鬢毛已衰。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黃岡人。中國有名邏輯學家、哲學家。曾從師于有名邏輯學家、哲學家金岳霖師長教師。東北聯年夜畢業后，進進清華年夜學哲學研討所，并曾在金陵年夜學(原中心年夜學)任教。抗日戰爭爆發后，參加青年軍。1946年至1949年在國平易近黨中心宣傳部任務，任《中心日報》主筆。1949年到臺灣，因所寫社論觸怒了蔣介石，遭到國平易近黨的圍攻、批評，自願離開《中心日報》。自此，殷海光脫離國平易近黨陣營，并轉變成不受拘束主義者。同年8月，他進進臺灣年夜學哲學系任教。同年11月，他與胡適、雷震等人在臺北創辦影響宏大的綜合性半月刊《不受拘束中國》，任編委兼主筆。這個雜志的發行人雖為胡適、雷震，因胡適當時不在臺灣，雷震以負責行政事務為主，真正的靈魂人物卻是殷海光。他用言論、思惟給《不受拘束中國》雜志導航，使該雜志發行量扶搖直上，熱銷海內外。
殷海光師長教師是本世紀中國不成多得的不受拘束主義斗士，風骨嶙峋的知識分子，一位充滿著品德熱情和品德勇氣的幻想主義者。他不畏強權，不避橫逆，為弘揚五四精力和在中國實現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奮斗了平生，終因上世紀六十年月臺灣國平易近黨當局的政治危害，抑郁患癌，過早謝世。其代表作有：《邏輯新引》、《思惟與方式》、《中國文明的瞻望》等。
殷師長教師說他本身是“五四后期人物”，沒有機緣享用五四人物的聲華，卻遭遇著寂寞、凄涼和困厄。他平生沿著五四啟蒙主義的途徑，對中國傳統積弊與現實負面作無情的鞭撻和批評，暮年尤能以今是而昨非的精力，英勇地否認本身，修改與檢討本身對傳統文明的單方面懂得，轉而認同平易近族文明的優長與價值，批評東方現代化的弊端。暮年他與湖北老鄉徐復觀師長教師屢次交談。他在臨終前說：“我的思惟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點上倒下來，對于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于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明的熱愛，盼望能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明盡力。”惋惜天不假年，赍志而沒。
他的學生、美籍華裔學者林毓生傳授在紀念殷海光的文章中說：“于孔孟思惟中‘仁’先于‘禮’之品德主義性的觀念，雖然與西洋近代不受拘束思惟的品德基礎——康德的品德自立性觀念——并不完整一樣，但兩者在理論上是可以融合的。是以，要實現不受拘束與平易近主，今后中國有識之士，不應再食那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周全否認的牙慧，這種把本身連根拔起，向西洋一面倒的辦法，從五四以來的中國思惟史上看來，不單不易使不受拘束思惟在中國土壤上生長，反而使本身成為一個文明掉落者。是以，中國不受拘束主義者的現代課題，不是對傳統的周全否認，而是對傳統創造地改進。”（林毓生：《殷海光師長教師平生奮斗的永恒意義》）
二、試談“鄂東文明現象”
現代鄂東的文明名人遠不只這些，限于篇幅，我們只講了這十多位。還有一些這里就不說了。例如幾位年夜政治家也是極有文明底蘊的人物，辛亥反動元勛居正（廣濟，今武穴，1876—1951），中共元老董必武（黃安，今紅安，1886—1975）等。居正、董必武與我後面提到的有的師長教師（如熊十力等）時相過從，特別關心、扶植、提攜鄂東文人。
宋元以降，特別是明清以來，鄂東地區人才勃興，蔚為壯觀，有人謂為“鄂東文明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般獨樹一幟的人文景觀呢？從地區性考核，這與鄂東地區的歷史傳統、社會風尚和地輿環境有關。從時代性考核，這與近現代新文明在卾東的傳播有關。
起首，鄂東乃鄂皖贛三省交會之地，處于吳頭楚尾，乃吳楚文明交通碰撞的地段，歷史上儒、釋、道文明衍生雜糅，特別是禪宗祖庭圣地在此。恰是在多種文明思惟的滋養下，鄂東歷代人才輩出。
其次，鄂東地區自古就有儒家重教興學的深摯傳統。“明清時期，湖北處所官學絕後發展，學校設置的普及水平較高。社學之制的奉行，為在鄉村進行基礎教導供給了條件，一方面使處所官學軌制更為系統，另一方面也進步了農村基層的人文程度。當然，更為基礎的還有為數眾多的各種類型的私塾，承擔著啟蒙教導、培養童生的重要職能。”這一時期的書院也獲得必定水平的發展，特別是清雍正至道光年間發展較快。“湖北書院在地區分布上是不服衡的，以黃州、武昌二府為多。明代新建七十余所書院中，黃州一府即占了1/3以上，加上武昌府屬所占20%強，兩府書院共占全省書院總數的54%擺佈。清代黃州新修書院亦在二十所以上，此中僅黃岡一縣就多達十三所。”從科舉的情況看：“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縣科舉進士總計達1119人。全省八個府中，以黃州府中進士人數最多，達321人；其次為武昌府，為232人。分州縣統計，則麻城縣為最多，達100人；其次為黃岡縣87人。”“鄂東地區的進士人數不僅遠遠超過鄂西，並且超過鄂中江漢平原區。武昌、黃州二府的進士人數合計達553人，占所有的進士人數的49．5%……即便按州縣數均勻，這兩府所屬各州縣也是較多的，即均勻每州縣有進士29人以上。在全省15個進士人數達30人以上的州縣中，武昌、黃州二府就有七個。”“清代湖北的進士人數較明代為多，到道光朝的約二百年間，全省共中進士960人，咸豐以后的六十年間則有302人。可是，地區分布雖不無變化，卻仍未改變明代以鄂東為重心的基礎格式。全省有15個州縣的進士人數達30以上，此中武昌府3州縣，黃州府4州縣……此中以黃岡縣人數最多，為122人……蘄水（今浠水）54人……麻城42人，黃安39人，進士年夜縣絕年夜多數仍在鄂東。若以黃州、武昌二府及相關之黃陂等縣計之，鄂東的進士人數仍佔全省進士的50%以上。”（均見張建平易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漢：華中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99）今按，明代的黃州府有九州縣：黃岡、蘄水、蘄州、廣濟、黃梅、羅田、麻城、黃安、黃陂。清代的黃州府有除黃陂外的八州縣，黃陂被劃到漢陽府。明清時期武昌府有十州縣：江夏、武昌（今卾州）、蒲圻、崇陽、通山、通城、嘉魚、年夜冶、興國、咸寧。廣義的卾東指黃州、武昌二府加上黃陂縣等，狹義的鄂東即指黃州府。
以黃梅湯用彤家為例，數代詩書傳家，湯用彤的曾祖父培養了三位進士，此中包含湯用彤的父親湯霖。湯家家教極嚴，家訓中有“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等語。這些風尚不僅在富有的家庭中傳揚，布衣家庭也以耕讀傳家為榮。熊十力、徐復觀家中很貧冷，他們的父輩都是最下層的書生，教過蒙館等。
再次，張之洞督鄂期間重視文教、開放教導的影響。張之洞自1889年由廣州任兩廣總督調任武昌任湖廣總督，直至1907年調任北京，在武昌一共待了18年。張之洞主政期間，不僅創辦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等我國晚期工業，並且特重教導，興辦書院。他創辦的經心書院、兩湖書院等極縣影響。王葆心就出自兩湖書院，徐復觀又是王葆心湖北國學館的學生。這就是張文襄公的流風余韻。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張之洞在鄂興辦了舊式學堂，如自強學堂，即今武漢年夜學前身。他還陸續創辦了湖北武備學堂、湖北農務學堂、湖北工藝學堂、算學學堂、礦務學堂、湖北師范學堂等良多舊式學堂，涵蓋了軍事教導、通俗教導、實業教導、師范教導等多個層面，至辛亥反動前，武漢各類舊式學堂已發展到100余所，學生人數超過1萬人。除了中高級教導，1903年在武昌閱馬場還誕生了中國第一所老練園，開創了我國近代幼兒教導的先河。張之洞新政初步完美了湖北的教導系統，樹立了新學，使得湖北舊式教導從學前到初等學堂，從初比及高級學堂構成完全的教導體系。與之相聯系，有了舊式的圖書館、報刊等文明事業。他以“請進來”的方法聘請了不少外國教員為學生上課，直接傳授從東方傳來的各類知識。在他的精力感化下，近現代湖北的文明教導發展較好，既有老傳統，又有新文明。
最后，辛亥反動、五四新文明運動的影響。清末士紳、學者、商人走南闖包養價格北，帶來良多新的訊息。鄂東與九江、武漢等中西文明交會之地相鄰，新思惟傳進相當快捷。這一地區在特別的時代呈現出古今中外思惟文明碰撞交通的狀態，這就促使當地一些有思惟的文明人批評、離異傳統，而后又從高層次回歸傳統。
現代多數鄂東學人有一個特點，既開放，又有根柢，多數人最終融會中西文明，強調中國文明的本源性，創造性地弘揚、發展中國文明的優長，經世致用。
考核現代鄂東思惟家、學者、文明名人的成長史，我們不難得出三條結論：
1、老傳統的基礎。他們之中不論出生貧冷者，還是富饒者，都通過家教、私塾等方法遭到鄉邦文明風教的深入影響，打下了很好的做人與求學的基礎，尤其是在發憤立志的進取心與品德心性的修養方面。
2、文明的開放性。鄂東文明生態較好，有開放性，是以這些人物除有必定古學的根柢外，尤其是在鄉邦就感觸感染到了新思惟、新文明的沖擊力。
3、走出鄂東，走出湖北，才成績了這些湖北佬。我們不克不及不看到，他們年夜多數人的軌跡：少年時代離開鄂東來到武漢，青年時代在武漢讀書，進而到北京、上海等年夜城市求學，或到歐美、japan(日本)留學，然后又回歸祖國，仍在年夜城市從事文教事業。上世紀50至70年月在臺灣打筆仗的活躍學者中，有的就是鄂東學者，如徐復觀、胡秋原、殷海光等，他們的人生軌跡年夜體這般。所以，我們還是要有甦醒的頭腦，不要因為強調地區文明，而孤芳自賞，固步自封。這些人物假如不走出鄂東仍至湖北，也絕不會成為“人物”。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