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英語譯介二百年
作者：田莎 朱健平
來源：《外語教學與研討》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蒲月初三日丁酉
耶穌2020年6月23日
摘要：朱學作為中國最具影響的思惟學說之一，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已走過二百多年的歷程，但是以往研討多聚焦于某個具體的時期或地區，朱學西漸的整體路徑還是盲點。本文系統考核了19世紀初以來朱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歷程，將其分為傳教士翻譯、以西釋朱、以朱釋朱和現代詮釋四個階段，剖析了分歧階段譯介的目標和特征，最后總結了朱學譯介的整體特征，并思慮了它們對今后有用譯介朱學的啟示。
關鍵詞：朱學；英語譯介；二百年；四個階段
作者單位：田莎，湖南年夜學外國語學院；朱健平，湖南年夜學外國語學院。
1.引言
朱熹的學說不僅深入影響著中國人的精力世界，且跨越國界，先后影響了東方的懷台灣包養網疑論、偶因論、單子論等（林金水1997:300-305），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學說。朱學英譯始于19世紀初。1819年，馬禮遜（R.Morrison,1782-1834）發表《中國形而上學》（Chinese metaphysics），初次向英語讀者系統介紹朱學1。此后二百多年，朱學在英語世界被不斷譯介，對英語文明的多元構建產生了積極影響。20世紀70年月以來，朱學英譯逐漸惹起學界關注，陳榮捷（1974）、林金水（1997）、朱謙之（2006）、司馬黛蘭（D.Sommer)(2009）、盧睿蓉（2011）、蔡慧清（2012,2014）、彭國翔（2012）、賴文斌（2016）、陳樹千（20包養價格ptt17）、帥司陽（2018）等對朱學譯介做了深刻研討，但均掉之零碎，二百多年來朱學西漸的整體路徑尚無系統描寫。為此，本文將朱學西漸分為四個階段，即傳教士翻譯期、以西釋朱期、以朱釋朱期和現代詮釋期，試圖對分歧時期的朱學英譯進行梳理，展現英語世界二百多年的朱學譯介歷程。
2.傳教士翻譯期（19世紀）：為God的漢語譯名尋找理據
傳教士翻譯朱學原由于God一詞的“譯名之爭”。19世紀，中國國門被東方炮火打開，傳教士獲得進進內地傳教的特權。他們深知宗教經典對崇奉構成的影響力，因此非常重視《圣經》翻譯，卻因God一詞的漢譯爆發了譯名之爭，于是紛紛深刻當時被奉為官樸直統的中國宇宙論——朱子理氣論中為各自的主張尋找理據，朱學由此迎來第一個英譯飛騰。在這次海潮中，馬禮遜率先登場，于1819年發表《中國形而上學》，開啟了朱學英譯的先河。隨后，麥都思（W.H.Medhurst,1796-1857）、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麥麗芝（T.R.H.McClatchie,1812-1885）、湛約翰（J.Chalmers,1825-1899）等先后圍繞譯名之爭，以《御纂朱子全書》（以下簡稱《全書》）為中間，對朱學進行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譯介。這一時期的譯者均為傳教士，翻譯目標都是為傳教尋找依據，故可稱為傳教士翻譯期。
2.1馬禮遜的英譯
馬禮遜作為近代首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是向英語世界傳播朱學的第一人。他在1812年翻譯《年夜學》時便將朱子注釋融進譯文，并在1808-1822年編撰《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時大批援用朱熹之說釋字（陳樹千2017:64-67）。為更好地翻譯《圣經》，他于1819年在《印中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發表《中國形而上學》，用近十頁的篇幅譯介朱子理氣論中的“太極”、“理”、“氣”等關鍵概念，以期在中國正統的宇宙論內為God、Deity找到適切對譯，并應用其傳教。盡管他呈現的朱學被賦予了神學顏色，但他作為朱學英譯的引領者，打包養犯法嗎破了耶穌會士“尊先台灣包養網儒，抑新儒”的忌諱，其首譯之功不成埋沒。
在馬禮遜譯介后的20年間，朱熹逐漸為后來的傳教士所接收，他們開始在文章中介紹和援用朱子思惟。以當時最具影響的《印中搜聞》和《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為例，1820-1844年間論及朱學的文章不下十篇（見蔡慧清2014；賴文斌2016）。不過，這些文章都只是一些簡單的譯述，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朱學真正意義上的英譯直到1844年麥都思等在重譯《圣經》期間爆發“譯名之爭”時才開始。
2.2麥都思的英譯
麥都思是繼馬禮遜后影響最年夜的來華傳教士，也是最早將朱長期包養熹著作逐字譯成英語的漢學家。五口互市后外國勢力在華進一個步驟擴張，馬禮遜等人的《圣經》譯本已不克不及適應新的傳教形勢。鑒于此，麥都思于1843年召集在華新教傳教士到噴鼻港討論《委辦譯本》（The Delegates’Version）的翻譯事宜，G包養甜心od的譯名之爭由此爆發。麥都思作為“天主”譯名的擁護者，為從中國宇宙論中找到“最高存在”觀念的痕跡，論證“天主”譯名的公道性，于1844年翻譯了《全書》第49卷反應朱子宇宙觀主體的《理氣》和《太極》兩篇，發表在《中國叢報》第13卷第10和12期，開始了朱子著作真正意義上的英譯。他以腳注暗指“無極”與“神”（deity）的類似性，更通過語態手腕締造了一個并非“理”的“最高存在”（見Medhurst 1844a,b）。總之，他從基督教本位出發以傳教為目標翻譯朱學，并據此倡導以“天主”譯God，其譯本天然帶上了必定的神學顏色。
2.3裨治文的英譯
《中國叢報》主編裨治文是“神派”支撐者，他反對麥都思以中國的“天主”與God類比，因此試圖重譯朱子理氣論作為回應。裨治文于1849年在《中國叢報》先后發表《朱子生平》（Memoir of the philosopher Chu）和《全書》第49卷中《六合》篇的節譯《中國宇宙論》（Notices of Chinese cosmogony），并通過預選文本、撰寫評注等伎倆改寫理氣論，將朱熹塑形成一個思惟落后的唯物論者，置其于基督教的對立面年夜加批評（帥司陽2018:25），目標是要論證“朱熹的宇宙論實則幽默且荒謬”（Bridgman 1849:347），進而論證“天主”不配與God相提并論，而類詞“神”才是God譯名的最佳選擇。“天主”派與“神”派各執己見，導致譯經委員會決裂，從而使兩種分歧的《圣經》中譯本同時問世。
2.4麥麗芝的英譯
“譯名之爭”在19世紀60年月短暫消停后，70年月又因北京官話譯本的翻譯而硝煙復興。為此，英國圣公會傳教士麥麗芝決意再譯朱子理氣論。1874年，他翻譯了《全書》第49卷理氣論全篇，以《儒家天體演變論》（ConfucianCosmogony:A Translation of Section Forty-nine of the“Complete Works”of thePhilosopher Choo-foo-tze with Explanatory Notes包養網心得）為題出書，成為朱學首部英文譯著。他與裨治文一樣，反對“天主”譯名，且出于異化中國的傳教目標，對朱子太極觀進行基督神學比附，“將太極的無形部門定義為‘理’，并比附為東方哲學中的第一神（Theo;Deus），無形部門定義為由原始的‘氣’凝集成形的宇宙，并比附為第二神‘天主’”（McClatchie 1874:138-140），最終將理氣論塑形成了與基督教義相呼應的至神學說，并提出以“至神”譯God的主張，從而“名正言順”地在中國當時的官方哲學中構建起了基督文明。可見，麥麗芝的翻譯開始呈現出鮮明的東方主義特質。
2.5湛約翰的英譯
麥麗芝此舉引發了倫敦傳教會傳教士湛約翰的批評。1875年，湛約翰在《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發表同題評論《儒家天體演變論》，批評并修改了麥麗芝的誤譯和誤釋。同年，麥麗芝也在該刊發表同題文章予以回應。次年，湛約翰又節譯體現朱子太極觀的《性理年夜全書·太極圖》第8篇，載于《中國評論》，極力擯棄基督神學視域，以原文為中間圍繞文本的字面意義進行詮釋，且呼吁“讀者要結合中文原文來讀譯文”(Chalmers 1876:244），以客觀展現朱學的真義。對湛約翰而言，此次英譯不僅是“譯名之爭”的手腕，更是其安身文獻開展學術研討的渠道，可以說是朱學英譯走入迷學導向、走向專業文獻翻譯的轉折點。
此外，還有兩人也頗值一提：理雅各和衛三畏。為了幫助傳教士懂得儒學，更好地為傳教服務，理雅各于1861-1886年翻譯了四書五經，此中徵引了朱熹的注解；衛三畏于1883年修訂了《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系統介紹了包含朱學在內的中國宗教、政治、經濟等內容。二者間接推動了朱學傳播。
這一階段的朱學英譯中，傳教士飾演了重要腳色，他們在“譯名之爭”的歷史語境下，聚焦朱子理氣論，圍繞翻譯進行了相應的研讀和詮釋，試圖更好地為漢譯《圣經》、傳播福音服務。他們出于分歧包養情婦的譯名立場和傳教目標，對理氣論做了分歧英譯，客觀上促進了朱學在英語世界的初步傳播，構成了英語世界認識朱學的起點。
3.以西釋朱期（20世紀上半葉）：為重釋東方哲學尋找參照
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年夜戰給東方帶來了極重繁重災難，包養女人導致東方世界彌漫著深入的文明危機意識。為了尋找新的精力依靠，他們不斷地進行價值反思，并將留意力轉向包養感情了中國傳統思惟，朱學也是以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1922年，卜道成（J.P.Bruce,1861-1934）借助東方神學框架系統翻譯了朱學的哲學內核，從此朱學作為東方哲學參照的價值開始凸顯，朱學英譯也隨之進進以西釋朱期。這一時期跨越半個世紀，譯者和研討者多為專攻中國問題的漢學家，他們借用西哲思惟和概念來翻譯和研討朱學，其目標其實并非譯介朱學，而是為重釋并豐富東方思惟尋找參照。
3.1以西釋朱期的朱學英譯
這一時期重要有兩個譯本，一是卜道成譯本，一是卜德（D.Bodde,1909-2003）譯本。二卜在選材上跳出了理氣論，開始關注朱熹的整個哲學體系，懂得更系統，學術性更強，“以西釋朱”特征明顯。
3.1.1卜道成的英譯
卜道成是英國浸禮會牧師，也是以西釋朱第一人。他1887年來華，不久便開始關注朱學，1918年發表《宋代哲學的神學意義》（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認為朱子之“理”當包括仁、智兩面，具有宗教性質（Bruce1918:123,127），斷定理學與基督教義相通。1919年卜道成前往英國，在倫敦年夜學攻讀博士，專攻朱學，逐漸認識到“朱熹是中國甚至世界上最偉年夜的思惟家之一”（Bruce 1922:xi）。但當時英語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多靠理雅各等翻譯的先秦典籍，對中國的清楚也僅限于先秦。卜道成試圖彌補這一缺掉，通過翻譯朱學思惟，“向東方系統介紹孔孟之外塑造中國思惟的朱學”（同上：xi）。但是其最終目標是“使東方哲學和宗教學界可以對照朱熹哲學進行比較哲學和宗教學研討，以進一個步驟豐富東方思惟的理論內涵”（同上：xi）。為此，他于1922年翻譯《全書》第42-48卷，即朱學中最具廣泛意義的性理哲學，并以《朱熹的人道論》（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by Chu Hsi）為題出書，譯文中大批援用圣經規語和神學理論，并將朱子思惟與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茲的理論進行對比。為幫助讀者更多清楚朱學，他還撰寫了《朱熹和他的前輩們：朱熹與宋代新儒學包養女人導論》（Chu Hsi and His Masters: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作為譯著導論，通過介紹北宋五子闡明朱甜心花園學的理論來源，并從宇宙論、人道論、有神論三方面介紹朱熹的哲學體系，“為英語讀者供給需要的文明佈景”（Bruce 1923:ix）。該導論1923年出書，成為東方第一部系統研討朱學的英文專著。
3.1.2卜德的英譯
朱學更系統的英譯是在20多年以后。1935年american漢學家卜德著手翻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1942年在《哈佛亞洲研討》（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發表其朱學一章，即《朱熹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hu Hsi），此章分七節，幾乎涵蓋整個朱子哲學體系。但此譯并非基于朱子原著而譯，而是基于馮友蘭對朱子思惟詮釋的跨文明再詮釋。馮友蘭本就傾向以新實在論等東方哲學思惟詮釋朱學（劉笑敢2006:34），如將“理”、“氣”分別詮釋為希臘哲學中的“情勢”（Form）和“材質”（Matter），並且認為朱子重倫理的傾向也與柏拉圖分歧。可見，卜德的英譯已是基于比較哲學的跨文明再詮釋，其關注點天然也落在了朱學與西哲的相互包養網比較參照和比較上。更有甚者，卜德（Bodde 1942:51）還特別指出，“朱熹哲學盡管以倫理為最終旨趣，但他將邏輯與倫理融于一‘理’，這一做法非常可貴”，試圖以此反思西哲鮮明的邏輯特點。
二卜的英譯將朱學以參照的情勢帶進英語世界，二人以西釋朱的譯本成為許多東方包養一個月學者研討朱學的藍本，并在東方不斷催生對朱學的參照性研討。
3.2以西釋朱期的朱學研討
20世紀20年月以后，國際漢學中間逐漸移至american，american學者開始借助二卜的譯本研討朱學，不過目標不是清楚朱子思惟，而是以其為參照化解東方精力危機。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霍金（W.E.Hocking,1873-1966）和李約瑟（J.T.M.Needham,1900-1995）。
3.2.1霍金的研討
1936年，哈佛年夜學哲學系主任霍金在《哈佛亞洲研討》發表《朱熹的知識論》（Chu Hsi’s theory of knowledge），比較朱學與康德、柏格森等人思惟的異同，認為朱熹哲學盡管沒有明確談及平易近主，但其倡導的“人道本善，人人皆可為圣”等觀點卻呼應了此中最最基礎的同等原則，試圖借此找尋真正推動平易近主進程的真諦（Hocking 1936:127）。
3.2.2李約瑟的研討
1956年，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2卷《科學思惟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中也論及朱子思惟，并通過與懷特海和萊布尼茲哲學思惟進行類比，發現朱熹將最高倫理與天然界融會為有機體，因此將朱子哲學界定為“有機論哲學”（the philosophy of o包養俱樂部rganism），強調其與天然科學的分歧性（Needham 1956:490-493），并斷言歐洲近代天然科學的理論基礎得益于周敦頤、朱熹等人的思惟（同上：505）。總體而言，李約瑟的研討從科學進手，旨在從中發掘科學要素以觀照現代科學的發展。
綜上，20世紀上半葉，東方學者2發現了朱子思惟的哲學參照價值，開始系統譯介朱子哲學，并將之與斯賓諾沙、萊布尼茲等的東方哲學比較，只是目標不在朱學自己，而在其對東方哲學的參照價值，他們試圖通過對朱學的譯介強化對本身知識體系和價值觀念的認同。
4.以朱釋朱期（20世紀下半葉）：為北美新儒學運動供給催化劑
以西釋朱期的朱學譯介因過分強調比較而疏忽朱子思惟自己，致使朱學的真義難以彰顯。為此，20世紀中期，北美“儒家開荒人”陳榮捷試圖改變這一局勢，以朱學的精華譯介朱學體系，還朱學以本來臉孔，從而開創了以朱釋朱的英譯形式，關注的焦點也從朱子哲學的理論內核向內涵伸到朱學的方方面面。
4.1以朱釋朱期的朱學英譯
以朱釋朱期的到來得益于陳榮捷對朱學的系統譯介。陳榮捷不僅系統翻譯了朱熹的哲學思惟，更翻譯了以周敦頤、張載、二程等一線貫之的《近思錄》，縱向闡明了朱子思惟的來源，并關注到了朱學的其他方面。繼陳榮捷后，惠騰邦（A.J.Wittenborn）、賈德訥（D.K.Gardner）、伊沛霞（P.B.Ebrey）等也相繼出書朱學譯著，使朱學英譯呈現出多維度、集年夜成的特征。
4.1.1陳榮捷的英譯
陳榮捷為朱學在包養網心得英語世界的譯介做出了宏大貢獻。他對朱學的譯介可追溯至20世紀30年月。1939年，他初到american任教時便與摩爾（C.A.Moore,1901-1967）合辦東東方哲學家會議，初次介紹朱學。1960年，與狄百瑞（W.T.de Bary,1919-2017)3合編《中國傳統諸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摘譯了《全書》關于理氣、太極等內容的數十個段落。1963年出書譯著《中國哲學文獻選編》（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此中第34章《集年夜成者朱熹》（The great synthesis in Chu Hsi）除翻譯朱熹四篇主要哲學短文外，還選譯了《全書》中的147條語錄，系統呈現了朱熹哲學，并斷言“朱學賦予了儒學新的內涵”（Chan 1963:58包養違法8）。1967年完全翻譯朱熹和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不僅包括了原作的622條語錄，還從《朱子文集》、《朱子語類》等書中選譯了280余條相關條目，各條面前目今附加215條宋明清以及日韓眾注家的注解（見Chan 1967:xii-xiii），并附長篇引言介紹《近思錄》中各語錄的作者以及他譯注的經過（同上：xvii-xli），還附有中國哲學術語翻譯和《近思錄》英譯術語表等，內容非常豐富，為英語讀者系統呈現了朱學的來源。
陳榮捷在翻譯中基于本身對朱學文獻的深刻研討，從朱學深層話語出發，做到以朱釋朱，最年夜水平地保存原作語體風格，還原原作思惟。他所譯題材廣泛，內容詳盡，為東方學界研討朱學供給了權威文本，推動了新儒學運動的深刻開展。在其譯介影響下，american哥倫比亞年夜學、哈佛年夜學等先后開設朱學博士課程，按期舉辦朱學、宋學研討會，使朱學英譯和研討在北美忽發雄勃之勢。
4.1.2惠騰邦的英譯
惠騰邦在亞利桑那年夜學攻讀博士時就開始專研朱學。1979年在博士論文中翻譯了《續近思錄》格物致知篇的第1至5章，并探討了朱子“心”的概念的哲學涵義；199sd包養1年翻譯了《續近思錄》（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A Reader）的所有的內容，不僅包括朱子理氣、性理等哲學思惟，更觸及朱熹家禮、政治等思惟。不過，該譯略往了原作中清人張伯行的注釋，而僅將朱熹的語錄譯成英文，并以音譯加注的方法保存了朱學術語的原始性，試圖“通過此譯盡量顯現朱學的廣博內容”（Wittenborn 1991:ix）。
4.1.3賈德訥的英譯
賈德訥1990年出書譯著《學會成為圣賢——〈朱子語類〉選譯》（Learningto Be a Sage:Selections from t包養軟體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Arranged Topically),從《朱子語類》第7-13章按主題選譯了一些語錄，不僅包括朱熹的功夫論哲學，並且觸及其經學思惟。他在譯序中明確指出，盡管《朱子語類》的語言長短正式的口語，懂得難度年夜，但他盡力不以英語俚語對譯，而是遵守原文風格（Gardner1990:85-86）。更值一提的是，該譯花了數十頁篇幅介紹朱熹生平及其思惟構成的過程，試圖為英語讀者懂得朱學供給豐富的文明語境。
4.1.4伊沛霞的英譯
伊沛霞1991年翻譯了黃瑞節在《朱子成書》（1305）中收錄的《家禮》篇，并以《朱熹家禮：12世紀中國禮儀行為指南》（Chu Hsi’s Family Rituals: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Weddings,Funerals,andAncestral Rites）為題出書。伊沛霞在翻譯時參考了陳榮捷的朱學譯本，并試圖借鑒陳榮捷以朱釋朱的英譯戰略，還請陳榮捷幫助對照原文嚴格審校譯文，試圖“最年夜水平地還原朱熹家禮的文明內涵”（Ebrey 1991:x），并“透過朱熹家禮管窺中國歷史中觀念、禮儀、權力和社會生涯的相互感化”（同上：xiv）。
比擬以西釋朱期，這一時期翻譯的焦點已回到朱學思惟自己，無論是翻譯目標還是翻譯戰略，都能以朱學思惟的內涵為出發點來進行考量，盡量做到以朱釋朱，並且譯著內容廣泛，不僅系統涵蓋了朱熹的哲學思惟，還含括了其眾多的其他興趣，為朱學在英語世界的多元化研討奠基了基礎。
4.2以朱釋朱期的朱學研討
陳榮捷不僅系統翻譯了朱熹著作，還對朱學展開了深刻研討，發表了大批著論，不僅系統研討了朱熹哲學，更“將朱子的生平、日常行為、販子傳說、朱學的后繼發展與在歐美的傳播等晉陞到與朱子哲學同樣的高度展開探討”（盧睿蓉2011:125），實現了朱學研討由“內在進路”到“內在進路”的深化和擴展。
4.2.1朱學研討的“內在進路”
內在進路是指從哲學思惟內部闡釋朱學的研討路徑（同上：125）。繼陳榮捷后，東方學者開始系統研討朱熹哲學，內容觸及理氣論、心性論、功夫論等各方面，無力推動了朱學研討在英語世界的發展。好比，加得利西亞（D.Gedalecia）專注朱熹理氣體用思惟研討，1974年發表《體用初探——朱熹體用論發展研討》(Excursion into substance and functi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yung paradigmin Chu Hsi）；劉述先1978年發表《朱熹的心用哲學》（The function of mind in Chu Hsi’s philosophy），探討朱子“心”的涵義；黃秀璣1978年發表《朱子理之品德性》（Chu Hsi’s ethical rationalism），系統闡釋了朱子以“理”展開的理氣論與心性論；艾周思（J.A.Adler)1984年完成博士論文《卜筮與哲學：朱熹對周易的懂得》（Divination and Philosophy:Chu Hs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Ching），探討朱子的易學思惟。
4.2.2朱學研討的“內在進路”
內在進路是指從政治、歷史等外圍角度探討朱熹思惟的研討路徑（同上：125）。20世紀下半葉，東方學界還將朱學研討擴展到其哲學以外的領域。
1）著眼朱學的政治歷史原因。謝康倫（C.Schirokauer)1962年發表《朱熹的政治生活：一個兩包養行情難的問題》（Chu Hsi’s political career:A study in ambivalence），歷述朱熹出仕進仕的經歷；劉子健1973年發表《新儒學若何成為國家正統》（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探討朱學成為正統的歷史原因；赫格（J.W.Haeger)1975年出書《中國宋朝的危機與繁榮》（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考核朱子的政治生活；田浩（H.C.Tillman)1992年出書《儒學話語與朱學的主流化》（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通過重構歷史考核朱學的構成和發展。
2）關注朱子詩學。李祁1972年發表《詩人朱熹》（Chu Hsi the poet），探討朱子的詩與文藝特點，此中還英譯了數十首朱子的詩作；陳榮捷1975年發表《新儒學之詩》（Neo-confucian poems），認為“比擬詩人，朱熹更是位哲學家”（Chan 1975:12），因此考核了朱子詩中的理學思惟痕跡，并譯詩四包養留言板首。
3）探討朱子經學。賈德訥1978年完成博士論文《宋代的經典：朱子對〈年夜學〉的詮釋》（The Classics During the Sung:Chu Hs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Hsueh）后，開始鉆研朱子經學，并于1986年出書《朱熹與年夜學：新儒家對于儒家經典的反思》（Chu Hsi and the Ta-Hsueh: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4）關注朱學后繼。白詩朗（J.H.Berthrong)1979年完成探討朱子和陳淳思惟的博士論文后，開始關注朱學后繼。
“內在路徑”與“內在路徑”的穿插融會，使英語世界朱學研討視角不斷擴年夜，范式不斷融會，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新局勢。
總之，20世紀下半葉，朱學在英語世界的翻譯與研討蔚為年夜觀4。陳榮捷等人的翻譯為東方供給了權威的朱學研討文本，也是以開創了以朱釋朱的朱學西傳形式。這一階段譯介的目標不再是為了東方哲學，而是為朱學自己。以此為導向，朱學譯介開始由簡單比附走向系統多元，譯者年夜都學養深摯，選材范圍不斷擴展，不僅深刻朱學內核，並且廣涉歷史、詩學、闡釋等內在原因，譯介結果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顯著進步，極年夜地推動了朱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并推動了北美新儒學運動的蓬勃發展。當然，這一時期的朱學譯介仍有兩個問題值得留意：一是譯介主力仍為華裔學者，二是傳播范圍仍局限于漢學研討圈，通俗讀者對朱學仍知之甚少。
5.現代詮釋期（21世紀）：為解決時代問題供包養一個月價錢給新途徑
進進21世紀以來，由于缺少類似陳榮捷這樣的推動者，東方并未再有系統的朱學英譯問世，僅有艾周思在2014年出書的《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對周敦頤思惟的運用》（Reconstructing the Confucian Dao:Zhu Xi’s Appropriation of Zhou Dunyi）中對朱子《太極圖說解》做過簡要節譯。不過，朱學英譯雖已無上世紀的繁榮之勢，但相關研討仍在繼續5，且出現了兩年夜新趨勢。
5.1東方朱學譯介的新趨勢
新世紀以來，東方朱學譯介開始展現時代意識。司馬黛蘭（2009:42）在梳理新世紀朱學研討趨勢時發現“很希奇，朱熹思惟在天然、家庭、性別等研討中出現率特別高”，這看似分歧常理的現象恰是新世紀朱學英譯時代意識的體現。好比，在特別關注生態問題的佈景下，桑子敏雄（Kuwako Toshio）開始發掘朱熹的天然思惟，1998年發表《朱熹的環境關聯哲學》（The philosophy of environmental correlation in Chu Hsi）；金永植（Yung Sik Kim)2000年出書《朱子的天然哲學》（The Natural Phi包養網單次losophy of Chu Hsi），以期從朱熹“人與天然不成朋分、和諧統一”的天然觀中找到解決生態問題的辦法（Yung 2000:316）。在性別和身體研討興盛的佈景下，布朗寧（D.S.Browning)2006年在專著《世界宗教的性別、婚姻和家庭》（Sex,Marriage,and Family in World Religions）中探討了朱熹對家庭和婚姻的態度。田浩2011年出書的論文集《旁觀朱子學——略論宋代與現代的經濟、教導、文明、哲學》，以及安靖如（S.C.Angle)2009和2012年出書的專著《圣境：新儒家哲學的當代意義》（Sagehood: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及《當代儒家政治哲學》（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更是直接關聯朱學與新時代的發展，解析朱學對當下社會的現實意義。新世紀，東方朱學譯介秉持強烈的時代意識，以期找到解決時代問題的可行辦法，朱學也是以成為東方解決時代問題的積極參與者。
5.2中國朱學譯介的新趨勢
中國學者積極投進朱學英譯是新世紀以來的又一年夜新趨勢。多年來，中國文明的對外譯介幾乎把重點都放在了先秦（潘文國2017:II）。為響應“中華文明走向世界”的時代號召，國內近年來先后出書了王曉農等翻譯的《〈朱子語類〉選》（2014）和《〈朱子語類〉選譯》（2017）以及潘文國（2017）譯注的傅惠生著《〈朱子全書〉及其傳承》，標志著國內英語譯介朱學的開端。傅惠生先以“大師寫小書”的方法將朱學包養合約濃縮成幾萬字的簡要專著，潘文國再將其譯成英文，以淺顯的語言引領讀者周全清楚朱熹“理氣妙合”、“心統性格”等哲學思惟和歷史傳承，力圖借此惹起海內外對朱學的關注。可見，中國新世紀的朱學英譯試圖走出象牙塔，成為中華文明傳播的載體。
總之，新世紀的朱學英譯盡管不復上世紀的繁榮之勢，卻已呈現出新時代意識。東方試圖借助朱學為當代問題尋找新的解決路徑，中國則希冀通過朱學英譯傳播優秀文明，推動中西文明交通互鑒。至此，朱學西傳的時代意義得以凸顯。
6.結語
朱學英語譯介已走過二百多年歷程，經歷了傳教士翻譯、以西釋朱、以朱釋朱和現代詮釋四個階段。為推動朱學今后加倍有用地向西傳播，有需要總結其過往傳播的特征，并思慮這些特征帶給我們的啟示。
總體而言，朱學譯介具有以下特征：1）時代性。朱學英譯浸潤在每個時代的變局中，飾演著分歧腳色，展現了時代變遷。傳教士翻譯期，朱學作為中國宇宙論的代表參與了傳教士God譯名包養條件的百年論爭；以西釋朱期，朱學作為東方哲學的參照，幫助西學豐富了思惟內涵；以朱釋朱期，朱學作為漢學研討的配角，推動了北美新儒學運動的蓬勃開展；現代詮釋期，朱學作為時代的參與者，幫助解決時代問題，并推動中國文明走出往。2）單方面性。朱學在英語世界常被單方面地呈現和小范圍接收。一方面朱學文獻英譯為數甚少，盡管《近思錄》、《朱子語類》等均有譯本問世，但只能體現朱學的某些片斷，完全體現朱熹思惟的《朱子全書》尚未系統翻譯，英語世界仍未能窺見朱學全貌；另一方面朱學過往二百年在英語世界的風行其實并不廣泛。19世紀僅在傳教士內部流傳，20世紀僅限東方漢學界小范圍討論，21世紀走出象牙塔的嘗試才剛剛起步。3）務實性。東方譯介朱學體現的是實用主義目標，除20世紀下半葉陳榮捷等學者為真正推介朱學而譯介外，其余的朱學譯介都有明顯的實用目標，試圖從中尋找理據以為我用。
上述特征為我們進一個步驟譯介朱學供給了主要啟示。時代性請求我們在未來的傳播中必須清楚思慮朱學在新時代的定位。在中國文明走出往、中西文明融合互鑒的佈景下，朱學不應只是東方漢學家用來研討的現代儒學，更應成為傳播中華優秀文明的主要載體，成為構建“人類命運配合體”的豐富思惟資源。在這種定位下，朱學不僅屬于中國，更屬于世界。單方面性提示我們要進一個步驟加強朱子典籍英譯任務。要充足發揮朱學感化，必須起首為英語世界系統呈現朱學全貌。20世紀下半葉以朱釋朱期朱學英譯的繁榮也是由陳榮捷對朱學的系統譯介帶來的。是以，我們需求培養更專業的翻譯團隊，深入領悟朱學精華，以深摯的中西學術功底，系統英譯《朱子全書》等文獻，這樣才幹推動朱學英譯下一個繁榮期的到來。務實性請求我們不克不及僅逗留在解釋朱學是什么，而要進一個步驟探明朱學的普世價值及其在全球化時代的現實意義，并將其譯介出往，這樣才有助于朱學在英語世界更深刻的傳播和接收，從而進一個步驟促進中西文明對話，推動世界文明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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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雖然利瑪竇等早在16世紀便已開啟“東學西漸”歷史，且據朱謙之(2006:201)考證，朱熹的名字也早在1741年前便已出現在英文文獻中，但由于耶穌會士發現，程朱理學不僅違背了儒學初志，並且已從對經書的注釋中發展出了一種可與基督創世觀念相競爭的宇宙哲學(孟德衛2010:47)，于是將朱學視為“正統儒學的異端”加以克制(朱謙之2006:200)，致使其在19世紀新教傳教士到來前在英語世界一向處于沉靜狀態。
2.除註釋提到的學者外，1950年卡拉漢(P.E.Callahan)還曾發表《朱熹與圣多瑪斯之比較》(Chu Hsi and St.Thomas:A comparison)，只是通篇所論以圣多瑪斯為主；1959年俞檢身(David C.Yu)完成了關于朱熹與懷特海比較研討的博士論文，但其關注的焦點亦非朱熹。
3.狄百瑞也曾對朱熹開展過研討，但仍沿用“以西釋朱”的做法，他研討朱熹“低廉甜頭復禮”等思惟的目標都是為了在朱學中發掘東方的不受拘束主義精力(盧睿蓉2包養sd011:125)。
4.當然，該階段仍有學者從比較哲學視角譯介朱學，此中以白詩朗最典範，他于1998年出書《論創造性：朱熹、懷特海與南樂山的比較》(Concerning Creativity:A Comparison of Chu Hsi,Whitehead,and Neville)。
5.一方面上世紀活躍的學者仍不斷發布新結果，如賈德訥完美了朱子經學研討；另一方面，秦家懿、利維(M.A.Levey)、區建銘、哈特曼(C.Hartman)、李明輝、瓊斯(D.Jones)、馬克姆(J.Makeham)等重生氣力也不斷對朱學由內至外進行摸索，繼續推動朱學在英語世界的深刻傳播。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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