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方孝孺的正統思惟
作者：呂詩堯（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研討生）
來源：《原道》第35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1月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十七日戊子
耶穌2019年4月21日
內容撮要：《釋統》和《后正統論》集中反應了方孝孺的正統思惟。《后正統論》作于宋濂點撥之后，被認為是方孝孺的《正統論》的更成熟之作，應該給予重點剖析。可是，他的《釋統》也同樣不克不及忽視。
本文對方孝孺的正統思惟構成的前后兩個階段進行剖析，認為方孝孺的正統思惟樹立在反思異族文明的基礎之上，提出以漢、唐、宋為正統，使其具有符合法規性之位置，又參以變統及蠻夷、篡臣、賊后，并規定對正、變二統各施異禮異制來達到明褒貶、著勸誡、尊正統、息奸邪、懼蠻夷的感化。
盡管史家的學說在帝王的絕對意志眼前感化不年夜，但方孝孺的正統論的意義以及在史學史上的一席位置包養價格，其緣由在于他的思惟超出了具體的時代和既成的歷史事實，以一種廣泛的正義和價值，參以品德評價，定至公、年夜義于世，為萬世立起勸誡之法，這體現的是年齡年夜義的基礎精力。
關鍵詞：方孝孺；《釋統》；《后正統論》；正統；變統
一、引言
《遜志齋集》收有《釋統》上、中、下三篇，以及《后正統論》一篇，這四篇文章，是方孝孺闡述本身的正統思惟的。對比《釋統》和《后正統論》，可以發現此中的思惟前后紛歧致。
在《釋統》三篇中，他認為唐、虞三代之后，只要漢、唐、宋勉強可以有正統之名，而秦、隋、晉雖然曾經全有全國，可是守之不以仁義，戕虐生平易近，所以，不克不及給予正統之名。
而在包養dcard《后正統論》中，他卻說唐虞三代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統全國，因此，毫無疑問應該給予正統之名。
根據明代張紹謙《樸直學師長教師年譜》記載，《釋統》三篇成文于洪武八年，即方孝孺十八歲在濟寧所作，即沒有拜師宋濂之前。而《后正統論》的結尾附有一段類似后記的話，他說，這篇文章只要他的老師宋濂和胡翰持贊成意見。
宋濂
方孝孺二十歲從師宋濂，之后，宋濂帶方孝孺往見了胡翰。從內容上看，《后正統論》比《釋統》更豐富，也更成熟。
即站在中華禮文之美的角度，對蠻夷的倫理次序進行了批評。而宋濂親眼目擊并且切實地感觸感染著元朝倫理次序的混亂，這似乎是《釋統》經過宋濂提點之后所做《后正統論包養一個月》的證據。
宋濂雖然沒有關于正統的論述和文章，可是他的同門王袆的正統論，和方孝孺《后正統論》的思惟是分歧的，認為全有全國可以給予正統。因此，作為一種推斷，《后正統論》作于包養網dcard宋濂點撥之后，被認為是方孝孺的《正統論》的更成熟之作，應該給予重點剖析。可是，他的《釋統》也同樣不克不及忽視。
撇開對圣人之言的發揮和對后世的勸誡感化，《釋統》因秦、隋不克不及以仁義對待蒼生而不克不及給予正統，將儒家為生平易近慮的拳拳之心發揮到了極致，很能體現出方孝孺的學問以及思惟特點。是以，要周全掌握方孝孺的正統思惟，需求分前后兩個階段來進行剖析。
二、《釋統》的正統和變統思惟
根據《釋統》上、中、下三篇文章和《遜志齋集》中他的一些論述，結合元末明初士人的言行，將《釋統》的思惟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僥幸全有全國不宜謂正統
元朝立國，詔修宋、遼、金史，引發關于正統的討論，士人紛紛就此提出主張。根據孔子“王者年夜一統”的思惟，王袆認為自唐、禹、夏、商、周、秦、漢之后，全國之統四絕而四續。漢建安之后、晉建興之亡、唐包養一個月天佑之亡、宋南渡之后，正統四絕。
晉太初元年、隋開皇九年、宋建隆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正統四續。
可以看出，王袆認為唐虞三代之后，秦、漢、晉、隋、唐、宋、元因其全有全國而有正統之名。這和朱熹的見解雷同。朱熹之意在于，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全國，固不得不與之正統。方孝孺分歧意這種觀點，緣由有二：
1.慎名
方孝孺認為只要漢、唐、宋可以成為正統。假如認為全有全國，號令行乎海內就可以為正統，那么，秦、隋、晉、王莽政權也和漢、唐、宋一樣，都應該給予正統，可是，湯武和秦、隋；唐、宋和王莽顯然不克不及相提并論。
這種慎名的思惟來源于孔子，冉乞降仲由是有才的臣子，魯國沒人能比，但是當幼子然將冉求、仲由為年夜臣的時候，孔子卻慎而不許。因為，伊尹、周公才算年夜臣，冉求、仲由雖然沒有什么過錯，可是不克不及和伊尹、周公相提并論，因此只能算作具臣。
方孝孺認為，以秦、隋和周同為正統，就相當于將冉求、仲由與伊尹、周公同為年夜臣一樣，不克不及發揚孔子慎名以寓褒貶之意的年夜義。
2.僥幸
對于臣下而言，隨著勢力的逐漸增年夜，位置會更高，但同包養一個月時能夠會伴隨著更高的風險，似乎只要更高的地位才幹確保他的相對平安。是以而僭越，弒君，改朝換代，后人行皇帝之禮數百年，而加之以正包養合約統之名。
方孝孺認為這是不對的，只需勢力足夠年夜，就可以隨意僭越，那么，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將使人人都發展本身勢力，增長小智，而不務修德。人君的位置之所以尊貴，就在于修德。修德才幹知禮、義、忠、信，才有能夠實施暴政。
孔子圣跡圖
在這樣的價值觀的影響下，即便有人勢力強年夜，也因為畏懼全國的公議而不敢僭越。
（二）方孝孺的正統說與變統說
在批評全有全國即給予正統的觀點后，以國民的好處為旨歸，方孝孺提出了他的正統變統說。漢唐宋雖無法和三代圣賢之治比擬擬，但是，其人主都有恤平易近之心，依照朱熹的意思，給予正統之名，無可非議。
為了昭明正統之說，方孝孺提出了變統的三種情況。分別是蠻夷、篡臣和女后、守之不以仁義這三種情況。
他說：“奚為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全國，亦不成為正矣。受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平易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成為正矣。蠻包養意思夷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成繼統矣。”
朱熹《綱目》之作是為了誅暴止亂，為萬世通行的法則，可是，方孝孺認為朱熹的正統論缺乏以盡全國一切的情偽，給了君子可乘之機。所以，立正統而參之以變統之說，使奸雄暴君不敢有絲毫非分之想。
除此之外，他還清楚闡述了正統變統之禮的區別。正統則處以皇帝之禮，對于皇帝之禮，他這樣說：“何謂皇帝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年夜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為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
書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歿，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
兵行曰討、曰征、曰伐。……變統之異于正統者，何也？使一全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注其下，曰是為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甜心花園年夜，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著謚。
其所為，非年夜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掉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全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立正統變統的目標不是因為一時的好惡，而是出于為生平易近慮的拳拳之心。明確正統，參之以變統之說，目標是達到“褒貶明，勸誡著，正統尊，奸邪息，蠻夷懼”的後果。
三、《后正統論》的正統和變統思惟
方孝孺根據圣人之言作了《釋統》，從師宋濂以后，他的思惟發生了變化，依據《年齡》“王者年夜一統”、“年齡年夜居正”的原則做了《后正統論》。
正統思惟起始于《年齡》。周王室東遷后，王室陵夷，列國僭越皇帝之制，孔子擔憂全國人不了解正統之地點，而作《年齡》。正統之君稱作天王，僭越之列國則降而為子，寓褒貶之義于敘述史事之中，其年夜義就在于以歷史認同推包養意思動國家認同，推動倫理建設。
《年齡》作為史，有通過記事而揚善彰惡的傳統。對于史家來說，就應當本著圣人之道，立全國至公于世。
而司馬遷在《武王伐紂》當中說，武王攻進朝哥，三次射殺紂王，以示憤怒。武王伐紂的戰爭雖然是出自正義，可是紂王是君王。司馬遷的記載有能夠為那些心存僭越之心的臣子留下痛處，無害于君臣年夜義。
是以，方孝孺認為，司馬遷有掉圣人之意，所謂“善紀事而不知統，有良史之才而不達正人之道”。
根據《年齡》中“王者年夜一統”的原則，方孝孺從頭整合了本身的思惟。認為，周以后，秦、漢、晉、隋、唐、宋皆因全有全國而不得不加以正統之名。可是，他的正統思惟的依據并沒有僅僅逗留于“王者年夜一統”的原則，結合當時的風氣，他將《年齡》中的君臣年夜義和華夷之分提上了日程。
《年齡左傳》
因為，依照“王者年夜一統”的原則，元朝的異族統治也是應該被賦予正統之名的，可是，元朝將生平易近墮入了蠻夷禽獸不講禮節的風俗中往，禍害甚重，元末明初王袆等人就是本著“王者年夜一統”的原則，認為元朝可以加以正統之名的。
根據《年齡》君臣之等、華夷之分的原則，漢、晉、宋三代雖然或發生過篡弒之事，或為蠻夷所虐辱，或屈而為臣，可是，漢代的正統必至于炎興元年，晉必至于元興三年，宋必至于祥興二年后天命才絕。
也是根據這個主旨，方孝孺提出了有包養一個月價錢全國而不克不及成其為正統，也即變統的三種情況，分別是篡臣、賊后、蠻夷。關于賊后不克不及有正統之名，其緣由在于《易》。關于蠻夷和篡臣，觸及的內容比較復雜。因為他關于蠻夷和篡臣的所有的思惟，不僅僅體現在《正統論》中。
只要結合《遜志齋集》中其他處所的敘述，才可以周全的掌握他的這兩方面的思惟。所以，辟兩部門專門論述：
1.華夷之分
華夷之分觸及到三部門內容，一是，方孝孺對蠻夷的政治倫理次序的反思；二是，生處元朝統治的元末士人若何以行動詮釋對異族統治的認同問題；三是，方孝孺認為生處異族統治該若何作為的問題。
蠻夷不克不及給予正統，是因為文明的緣由。中華之所以貴為中華，是因為先王之道不僅包括了君臣、父子、長幼、夫婦的倫理次序，並且還包括了服飾、吉兇、交際等的禮文之美以及均田、薄賦等的養平易近之法。
先王之所以將蠻夷視為禽獸，就是因為蠻夷沒有父子相讓，群臣人倫高低之等和衣冠禮文之美。方孝孺批評明初社會上殘留的混亂倫理次序：“今南方之平易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污穢褻狎殆無人理。”
“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這般，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哉？”儒家對蠻夷輕視的傳統，根源于《尚書》和《詩經》。“《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以蠻夷與寇賊并言之。《詩》曰：‘蠻夷是膺’。
《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蠻夷。以蠻夷與蛇蟲洪水并言之。禮之言蠻夷詳矣。’”孔子歌頌管仲的功勞時說：“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袵矣”，“如其仁”。管仲之所以被孔子張揚，就是因為在攘蠻夷方面有功勞。
若何對待元朝異族統治，這是身處元末明初的儒者所面包養網VIP臨的時代問題。這個問題與個人的生涯息息相關，直接關涉到若何安居樂業的問題。元朝立國，詔修金、遼史，朝廷的這種需求和當時士人面臨的時代問題配合推蕩，興起了一股研討《年齡》的熱潮。
是以，《年齡》不單是那個時代諸老師長教師授徒的內容，也成為許多士人借以落第或成名當世所憑借的學問。從當時士人們的言行包養一個月價錢舉行來看，他們基礎認同元朝的異族統治。這體現在急言時弊、共同朝廷剿匪、積極出仕上。
周鼎是宋濂的伴侶，承平之際卻敏感地覺察到邊事的隱患。王袆是宋濂的同門，也曾經上書朝廷解救時弊的辦法：“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掉，知事不成為，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后世。”起義爆發后，一部門人參加到朝廷剿匪的武裝運動中。
有的士人看不慣政治次序的混亂，屢次拒絕仕進，但卻有憂世閔平易近的情懷。宋濂隱居龍門山期間所做的《龍門子凝道記》里面，吐露出這種情懷。當人們在必定的社會風俗中不斷繁衍，往往歲熏月染，化進流俗而不以為異。
既不會對本身的言行舉止進行反思，反而會對年夜談風俗不古的驚世駭俗之人加以譏笑，這就是風俗對人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即使這般，身為士人，也不克不及甘做一個麻痺的人或顧慮一時的毀譽，而混進流俗；而應該站在道統的高度，為后人、百世計劃。這就是賢人正人慮事前于眾人的表現。
方孝孺短期包養說：“雖年夜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道不成以滅也。”同時，這也是正派人物身處異族統治自處的方法，不克不及像叔齊、伯夷那樣恥食周粟，以極真個方法抵抗自認為分歧理的政權。他說：“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周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
廉頑立懦，足可為百世師，過中掉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真正醇乎堯舜禹之道，能秉持中庸原則的正人，應該對蠻夷不尊、不親，而寄盼望于正統的恢復。
2.君臣年夜包養app義
先王之道里面構建了儒家幻想中的社會政治次序，確立了基礎的品德倫理原則，包養留言板明確了每個人在倫理關系等包養網心得級中的義務和名分，君是這個倫理關系等級中最高層的代表，他不是指擁有皇位的某個具體的人，而是指象征文明的君道。
是以，忠君不是忠誠于全有全國的具體的人，而是超出了忠誠于君主的個人權威，忠誠于君主制次序和文明象征的君道。荀子“從道不從君”的原則，說的就是這個事理。有的人認為方孝孺的逝世是殉于建文帝，這是僅從倫理的角度，以“人臣不侍二主”的原則來懂得息爭釋方孝孺事務。
士人是儒家所構想的政治次序的崇奉承擔者，君是士人崇奉政治次序或政治體制的落腳點。朱元璋仁義而王，是正統的君，方孝孺的父親遭到誣陷乃至喪命，之后他屢遭家難，老師宋濂因政治事務的牽連而被貶，最終喪命。
我們能體會出他內心的苦楚、升沉甚至牴觸，但他最終能在崇奉和現實中找到均衡點，沒有像韓愈那樣在文字中嘲諷政治情面的暗中，也沒有像王艮那樣成為一個狂者而鄙視世俗，也沒有像他的伴侶那樣，被朱元璋接見時，婉言上諫，表達抗議，而是堅持著圣賢之道中君臣年夜義的原則，謹慎從容面對；
本著對道統原則的擔當意識和對圣賢之道的崇奉，不被重用后，始終低廉甜頭、修身，時刻準備著得君行道以實現政管理想。建文帝也是正統的君，因此，朱棣篡位之時，方孝孺拒絕草詔即位詔書，年夜書包養女人“篡賊”二字，就是在維護先王之道所構建的那套次序。
朱棣的篡位，顛覆了儒家所構想的這套體制，也顛覆了士人對這套體制的崇奉，而殺方孝孺一事，顛覆了這套政治體制的倫理保證，方孝孺一逝世，士人們就不了解忠君為甜心花園何物。晉文公不殺詹伯就是站在構建崇奉配合體的角度，不克不及顛覆政治次序的倫理保證，待之以厚禮而送他回鄭國。
朱棣
姚廣孝和王夫子都說，“一殺孝孺，全國讀書種子絕矣。”也是站在這個角度。
儒家忠君，貶斥篡弒的傳統來自《年齡》。崔杼弒殺齊簡公，孔子請求討伐，季氏驅逐魯昭公，孔子說“公在乾侯”，“公在乾侯”。
元朝年夜臣不知為臣之道，對下欺壓蒼生，對上不守君臣年夜義，弒君禍亂屢屢發生，方孝孺申說為臣之道，他說：“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仕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
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后可法，如此罷了，不敢僥幸以圖志之于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往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先王立為高低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
群臣高低不知守本身的天職，因為朝廷的教化不明，而包養心得在法令規范方面，也是混亂不勝，對這種無法可守的狀況，方孝孺搬出《年齡》作為依據的原則，他說：“《年齡》圣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
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圣人書法之繁簡，則《年齡》之旨可識，而全國難處之變可處矣。故《年齡》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恩，惡年夜而為全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
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后可以用《年齡》，否則其不受誅于《年齡》者鮮矣。”以道事君是儒家所堅持的為臣之道，可是，分歧的人對以道事君卻各有分歧的懂得。荀子認為，伊尹、比干、平原君、信陵君四種人的忠君方法雖然分歧，但都可以稱為以道事君。
方孝孺嚴守《年齡》年夜義、圣人之言，對他認為不合適為臣之道的事例進行了批評，這體現出他一貫的守舊的思惟特點。他認為，人君不講道義，做出迫害國家和國民的事，身為年夜臣，像伊尹、箕子那樣，對君主進行勸諫，屢次勸諫不被聽取，可以退隱，是可以的。
可是，上諫后不被聽取，不克不及強迫甚至要挾君主，“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年夜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包養違法是豈得包養價格為權哉？
事固有包養網心得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全國之年夜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誶父乎？……箕子、微子終不忍刼其君者，知君臣之年夜經重于社稷也。”
人君做出迫害社稷的事，人臣像平原君、信陵君那樣要挾或許抗旨，雖然有利于社稷的安危，使君主轉危為安甜心寶貝包養網，也是不可的。因為，這會給篡弒者留下捏詞，這種設法的根據就來源于年齡年夜義。
他說：“激于小忠而不知年夜義者也。正人之予奪，人將以法戒于后世，不成茍也。劫其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弒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后世可勝道哉？”像比干、子婿那樣以逝世相諫，方孝孺認為也未達圣賢之意。
他說：“生為名臣，逝世為上鬼，垂光百世，照射簡策，斯為美也。茍遇良知，不克不及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后，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正人觀之，皆所不取也。”可以看出，對于以道事君，荀子所懂得的道，是國家社稷的安危。方孝孺懂得的道，是百世后世的勸誡年夜義。
除此之外，方孝孺的君臣年夜義，還包含以義處身的內涵。在一己之身和君臣之義的兩端，既愛護本身的身體，也要維護君臣之義。可是，兩者發生牴觸時，應當以義為先。于是，有人說方孝孺因為維護道統而賠上十族的生命，是不尊敬性命。可是，方孝孺卻說：“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
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儀，其為慮甚遠矣。寧逝世而不願以非義食，知禮之重于逝世也。寧無后而不敢以非禮娶，知掉禮之重于無后也。僥幸茍冒于一時，而萌垢被污于萬世。”人臣以義處身，以道事君，不幸而遭誣陷、被貶，甚至賠上生命，也不克不及抱怨。
對于元朝異族統治和篡臣的政權，元代良多士人有出仕的經歷，方孝孺以圣賢之道為準則，認為不克不及事變統之君。
四、結語
政權符合法規性的問題是史學問題，觸及評價問題，學者多有探討，並且爭論比較劇烈，但卻沒有獲得分歧的定論，包養網評價甚至有人從最基礎上反對立此正統之說。
此中有人認為正統之名形成名實的混雜，禍害甚年夜；也有人認為史家關于政權的符合法規性的論證，是將全國視為或人之私產，并為他進行辯護，不僅是史家本身的奴隸根性在作怪，並且煽動了包養感情后人的奴隸性。
這就觸及到關于政權符合法規性之討論的價值問題。饒宗頤認為，自漢以來，史家努力于正統問題的探討，概況看來，似是重床疊屋，仔細體察則精義紛披，理而董之，可以窺見中國史學精甜心花園力之真精力。
孔子作《年齡》，寓褒貶之義于正閏之辯，通過對歷史的認同推動倫理的建設，這就是年齡年夜義的基礎精力，也即饒師長教師所說史學的基礎精力地點。
每個思惟家的思惟都不會脫離當時的時代環境，明初在經歷了蒙元一百年的洗禮后，社會上依然存在元朝的流風遺俗，方孝孺的正統思惟即樹立在反思異族文明的基礎之上，提出以漢、唐、宋為正統，使其具有符合法規性之位置，又參以變統，蠻夷、篡臣、賊后，并規定對正、變二統各施異禮異制來達到明褒貶、著勸誡、尊正統、息奸邪、懼蠻夷的感化。
或許史家的學說在帝王的絕對意志眼前感化不年夜，朱棣就曾經以本身的好處顛覆了政治次序，并且誅殺了方孝孺的全族。
但方孝孺的正統論的意義以及在史學史上的一席位置，就在于他的思惟超出了具體的時代和既成的歷史事實，以一種廣泛的正義和價值，參以品德評價，定至公、年夜義于世，為萬世立起勸誡之法，這體現的是年齡年夜義的基礎精力。
方孝孺：《黙庵記》
除宋濂、胡翰之外，清代學者葉燮和當代學者饒宗頤也對其褒揚有嘉，饒宗頤說：“正學統論，亦如水之有源，浩乎有沛然莫之能御之氣，未可等閑視之。”
蕭公權認為方孝孺的平易近族思惟之透辟，為千古所罕見。平易近本、平易近族之觀念是明代政論特點之一，上承先秦古學，下開晚世風氣。包養甜心他提出的變統思惟，又被許多學者繼承和發展。正統論是方孝孺對待平易近族問題的見解，是他政治思惟的一部門。
“劉基論政舍平易近族而專闡平易近本，方孝孺則兼明二義，而其攘夷言論之激揚深切，殆為前此之所未有。”他的平易近本思惟即關系到他的齊家、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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